近日，“心灯——纪念段文杰先生诞辰100周年展览”在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海内外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共同缅怀和追忆这位将毕生心血奉献于壁画临摹事业的老人。

　　段文杰与敦煌的结缘，起自抗战时期的一场画展。

　　1943年的5月，在敦煌莫高窟面壁临摹壁画三年的张大千，回到了抗战陪都重庆。他三年苦思苦学，终于大有成就，所有的成果都浓缩在一场“敦煌壁画临摹展”中。展览一经开幕，让当时百姓大开眼界，迅速轰动山城，门庭若市，人流如织。当时在重庆艺专读书的段文杰，饿着肚子跑了三十多里地，又排了两次长队才买到门票。进入展厅，他仿佛置身艺术的海洋，二百多幅精美无比的壁画摹本让他看得如痴如醉。艺术的满足最终战胜了饥饿和疲劳。献身敦煌艺术的火种，在他心底萌芽长大。

　　一定要到敦煌去！这个想法随着时光的前移而日益强烈。1945年，段文杰从重庆艺专毕业。他随即告别新婚妻子，踏上了前往敦煌的崎岖之路。

　　段文杰一路颠沛劳累，终于顺利来到兰州。在这里，他巧遇画友董希文。董刚从敦煌回来，无比失望地告知段，常书鸿创办的敦煌艺术研究所被国民政府撤消了。

　　段文杰如闻霹雳，瞬间目瞪口呆，半晌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许久后，他才思绪渐清。他不愿放弃理想，决定去拜会常书鸿，表达自己的心愿。

　　两个月后，段文杰终于找到了途经兰州的常书鸿。听完他的讲述，常书鸿十分感动。他告诉段文杰：“在这种境地，还有像你这样的热血青年，就凭你的这份热情，我也不能放弃，我要到重庆去奔走呼吁！”常书鸿临行前，郑重地叮嘱段文杰，若半年没有自己的消息，段文杰就要自谋出路。别把大好光阴虚耗在无益的等待上。但段文杰已经决定，自己就扎根在兰州，一定要等到常书鸿的好消息。

　　段文杰在黄河岸边的贫民窟，租住了一间破旧的房屋。为了维持生活，他像苦力一样，晚上画画，白天做工，奔波于大街小巷，天天等着盼着。

　　一晃一年多就过去了。1946年的冬天，段文杰像往常一样带着几幅画上街售卖。他路过报摊，顺手买了一份《西北时报》。他随意浏览报纸，却被一条消息彻底震惊：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研究院，准备恢复重建。段文杰惊喜若狂，立刻抱着画飞奔似的跑回了贫民窟。

　　段文杰根据报纸上刊登的地址，很快找到了常书鸿。常书鸿看到眼前黑瘦落魄的段文杰，感动地流下了泪水：“真没想到你还在等我！”

　　十几天后，段文杰跟随常书鸿等人来到了朝思暮想的敦煌。望着在风沙中屹立的莫高窟九层楼，他急不可待地甩掉行李，钻进了布满壁画和塑像的洞窟。他惊喜万分地看着，如饥似渴地寻觅着，好像“饥饿的牛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他也许想到，也许没想到，他这一钻，就是半个多世纪，再也没离开过这里。

　　在莫高窟，段文杰扎实过硬的绘画功底和丰富的学识，很快被常书鸿赏识。他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美术组组长，专门负责壁画临摹工作。

　　当时的敦煌莫高窟一穷二白，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这里风沙飞扬，夏天酷热，冬天干冷，还常有土匪前来骚扰，衣食等生活物资都要到五十里开外的县城购买，加上工资拨发不及时，研究所断粮断炊是常事。面对困难，段文杰没有灰心动摇。他日以继夜地在洞窟里观察、临摹，或立或卧，或跪或坐，把古代壁画一块又一块地搬到了画纸上。

　　初到莫高窟的十多年里，段文杰每天要在洞窟呆十多个小时。有时候画累了，他干脆效仿和尚，闭眼打坐一会儿，然后再接着干。他的精神，感染了大家，大家都把他称为“敦煌痴人”。

　　1949年敦煌解放。中央人民政府西北大区文化部正式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将其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人民政府的重视下，莫高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逐步有了改善。而段文杰，也投入到了一生痴爱的敦煌艺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