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看到,唐朝在战乱中走到今天已经是千疮百孔,而君臣和谐正是这个衰落的王朝起死回生的关键。因此,李泌刚刚当上宰相就趁李晟、马燧等功臣觐见时向皇帝说:“愿陛下勿害功臣。”他接着向皇帝列举猜忌功臣的后果,李怀光就是因为受到猜忌才会离心离德,“陛下以李怀光为太尉而怀光愈惧,遂至于叛”,这是皇帝亲自经历的切肤之痛,李泌以前车之鉴说眼前之事,自然增加了说服力,最后的结论是,“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一番劝谏,情理并茂,唐德宗一时感动,而两位功臣也泣下沾襟。李泌志在调和君臣,既然在君臣面前把话说开了,也自然能减少无谓的猜忌,同时,他也会留心堵住任何可能会引发君臣猜忌的漏洞,以此维护着唐朝仅存的活力与生命。

李泌洞悉人性、修道于心。与人相处从不争强好胜,与皇帝对话,从来不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地批评皇帝,而总是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并且注意照顾对方的情绪和感受,总能在不知不觉间将对方带到心理舒适区,并成功地说服对方。唐德宗与李泌有一段对话,从皇帝的角度全面地展示出李泌深得帝心的智慧:

朕言当,卿有喜色；不当,常有忧色。虽时有逆耳之言,如曏来纣及丧邦之类。朕细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则理安,如彼则危乱,言虽深切而气色和顺,无杨炎之陵傲。朕问难往复,卿辞理不屈,又无好胜之志,直使朕中怀已尽屈服而不能不从,此朕新以私喜于得卿也。

李泌劝谏皇帝,“言虽深切而气色和顺”,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谦和与从容,越是犀利的话语,越要平和地表达,这是“道法自然”的哲理:在一个人自然表达这样的谦和与从容时,从一开始就能消除对方的反感。与此同时,如果皇帝“问难往复”,李泌又能尽心为其解疑释惑,其中的关键是“又无好胜之志”,这又抓住了皇帝的心理要害。皇帝与宰相议事是为了群策群力,而宰相不能因此就得意扬扬,并把与皇帝的讨论看作是辩论,不为求真而一味求胜,皇帝以君主之尊怎么会长期忍受这样的居高临下?而李泌恰恰就能做到讲道理是讲道理,讨论是讨论,这并不是要证明自己比皇帝还高明,也不是要表明自己胜过皇帝,而是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道家的自然平和使他少了一分求胜的虚荣,而多了一分长者的慈祥,这才让唐德宗感慨,“直使朕中怀已尽屈服而不能不从”。

李泌总是能在恰当的时机说恰当的话,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他不与人争胜,却总是能在不知不觉间赢得胜利,正所谓“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历史真实是思想建构的产物

《孙子兵法》有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也就是说,胜利的最高境界是自己不损失一兵一卒,而让敌人自我溃败。李泌的处世之道看似绵软无力,实际上是“无为而无不为”,使对手在得意之际陷入自我瓦解的困局。

唐德宗正式任命李泌为宰相时,考虑到李泌在政坛几起几落,担心李泌一朝大权在握,就会公器私用、公报私仇,于是对李泌说:“朕今用卿,欲与卿有约,卿慎勿报仇,有恩者朕当为卿报之。”而李泌的回答则耐人寻味,“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李辅国、元载皆害臣者,今自毙矣”。寥寥数字,道尽了暗流汹涌的斗争,也蕴藏着安身立命的智慧。

李辅国、张良娣在灵武时互为表里,在克复京城后,又开始相互争宠,于是联盟瓦解、反目成仇。张良娣后来被李辅国率禁军杀死,而李辅国在唐代宗即位之后也由于过度膨胀而树敌颇多,在家中被刺客谋杀。元载在赶走李泌之后,更加肆无忌惮、藐视朝纲,公然卖官鬻爵、沆瀣一气,最后被皇帝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