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2017年元旦了,届时,大明湖风景区现收费开放区域(老区)将向社会免费开放,大明湖“半湖免费,半湖收钱”的游览方式即将成为历史。

　　逛公园、景点一定要买门票,是中国人特有的常识,仅仅几年前,国内还很难找到门票免费的景点景区。而那些到国外、尤其是欧美日游览过的国人,都会对它们著名公园、景区的低票价甚至免费记忆深刻。

　　外国公园的“慷慨”与中国公园的“吝啬”是怎么来的?回顾历史,你会发现,其中的差距不只是一张门票,从政府到民众,中国人都严重匮乏西方式的“公园观念”,急需“补票”。

　　人家从来免费

　　我们自古收钱

　　公元1792年,为与清朝通商贸易,英国国王派遣特使马戛尔尼访问中国。正事虽然最后没办成,但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对中国的所见所闻却足可一观。比如,随团的斯当东在其《英使觐见乾隆》中就惊讶地记载说:中国的城市非常拥挤,生活在这里的市民居然没有可供娱乐和运动的公共用地。当然,皇帝有御花园,他的臣子们乐于修建私家园林,但这些精致奢华的园林都被围墙围住了。这位英国人据此断言,中国的城市不是真正的城市,只不过是“把大量村舍与豪宅简单地堆到一起”。

　　英国海德公园从18世纪末设立至今，一直对游人开放，成为世界公园典范

　　虽然不服气,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斯当东的观察是准确的。中国人对公共空间的吝啬源远流长,早在秦汉时代,皇帝的上林苑就严禁百姓入内,擅入者刖足,偷猎盗采者枭首。草民游览皇家园林的“门票”价格是一条腿或一条命,这个“票价”直到清末也没降多少,李鸿章擅自游览荒废已久的圆明园故址,被御史告发后罚俸一年。游览个皇上不要的废园子,居然花了一年工资,这还是念在李鸿章是元老重臣而开出的“内部价”。与皇上的吝啬相同,无论是北京的王府花园,还是江南的豪绅园林,中国的上层都习惯修筑围墙,严禁外人闯入,连风景也被围墙裹个严实,不让外人看到。

　　中国人仅有的公共活动空间,似乎只有佛寺、宗社等有限的一些地方。然而,很多这类场所要么有身份限制(宗教信徒或家族成员),要么则收费——中国景点收费的历史可能早至唐宋时期,悠久独冠全球,明代张岱著的《陶庵梦忆》卷二中记载:“己巳,至曲阜谒孔庙,买门者门以入。”说明孔庙的门票四百年前就开卖了,儒生想拜孔子居然也要先掏钱买票,国人对门票的执着,真令人啼笑皆非。

　　那么,西方又如何呢?就在斯当东写下那段文字后不久,英王乔治三世宣布将伦敦近郊一处占地360英亩的皇家猎鹿场辟为公园,这就是世界闻名的伦敦海德公园。

　　事实上,两千年前的古罗马,西方的公共设施理念就已非常超前,罗马城市大都以公共广场为中心建立,多数城市还建有露天剧场、斗兽场、浴场、图书馆等公共设施,无论是穷人、富人,都可以廉价地享用这些公共设施,很多时候甚至不用付钱。在罗马城内仅大小浴场就有上千个,很多浴场每逢节日由皇帝“请客”向市民免费开放,浴场内不仅可以泡澡,还建有健身房、阅览室和小型剧场。这些豪华的公共场所,让皇帝本人也流连忘返,皇帝哈德良就常去公共浴池里泡澡,体察民意。

　　除此之外,古罗马贵族还有捐赠私家园林供市民游览的习惯,恺撒死后,立遗嘱宣布将他台伯河畔的花园向罗马公民免费开放。即便如尼禄那样的暴君,在罗马城大火后,也宣布开放皇家花园供市民避难。这些捐赠的园林,成了最早的公园。

　　罗马人的这种好习惯,在其后的西方历史上被延续,中世纪以后西方贵族经常开放私人领地、狩猎场以显示自己的慷慨。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宫是对外开放的,只要你不是修士、乞丐或传染病人,只需在腰间佩一把剑、臂弯里放一顶礼帽(没有的话可以跟门房租),就能在开放时间游览这座皇宫的大部分地方,甚至参加国王举办的舞会,因此还闹出过一个厨子在游览凡尔赛宫时搭讪公主,并俘获其芳心的“笑话”。

　　与西方比起来,中国的“公园观”先天发育严重不良。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当中国人遭遇公园

　　没有免费公园,绝不是是老百姓少个园子玩那么简单。套用年鉴学派的理论,人的思想是由其生存的环境所决定的。古代中国人的公共场所无非宗庙和衙门,因此我们的思想也是家族宗法式的和官本位的。相反,由于西方人从希腊罗马时代起就在广场、公园里交谈、演讲,很自然地培养起了与之相对的公共意识、公德意识甚至公民意识。

　　从这个角度说,斯当东“中国没有城市”的判断简直犀利到毒辣——一个没有公共生活的城市不会有公共意识,没有公共意识还叫什么城市?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人就看到了公园对国民意识培养的重要性。1872年,在维新刚刚起步、百废待兴时,新政府就挤出钱在东京买下了一片土地,以天皇的名义辟为“上野公园”,向国民免费开放。在“恩赐上野公园”的诏书中,明治天皇很明确地提出其目的在于“供我国民游习”,“游”自然是游览,“习”则学的是近代市民精神。上野公园附近还配有博物馆、图书馆等设施,俨然西方公园的翻版。

　　与之相比,中国的公园建立之路走得却曲折甚至可笑。晚清的统治者也很羡慕西方的公园景观,但想的却是用这些“西洋景”装点他们的私人园林,甚至不惜为此耗费国帑,耽误了国防建设。至于给老百姓的公园,朝廷哪有那个闲钱?只有租借地的洋人肯修,而这一修反倒修出了麻烦。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说法让中国人引以为耻。这个故事的最早来源是上海的外滩公园。1868年,该公园由英国人修建。它是上海乃至整个东亚的首座公园,直到1885年该公园才贴出告示,称“中国人与带狗者不得入内”。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气不过,前去质问租借工部局为何如此规定,得到的答复是:“中国人不讲卫生,狗进去随地便溺。”

　　今天看来,不许中国人进公园不完全是歧视,更多是因为我们没有公德心,不懂得如何利用公园。1928年民国政府为规范公民行为出版的《常识大全》中就说:“公园本来是公众游览的地方,为什么从前的外国公园,不准中国人入内去游呢?实在因为中国人太没有公德,痰随地乱吐,花随手乱折,小孩子到处撒尿撒屎,其他如瓜子壳呀、香蕉皮呀,散布满地,所以外国人就挂起‘华人与犬不准入内’的牌子。唉,这不是中国人的奇辱大耻吗!”

　　很可惜,今天很多人把这段文字中对国人常识匮乏的反思都忘光了,唯独记住了那句“华人与狗”云云。

　　讽刺的是,中国公园的收费习惯,可能也受此事影响。外滩公园挂出那告示之后,曾另外兴建一处公园供中国人游览,名字就叫“中国公园”。但该园很快就被游客弄得破败不堪,管理者不得不收费以进行维护,后来对国人开放的公园大多沿用此例。

　　上野公园与外滩公园遭遇的对比令人深思,日本开国之初民众其实也谈不上有啥公德心,是那块“恩赐上野公园”的牌子起了作用,它向日本国民表明这是天皇的“御赐物”,国民自然倍加珍惜。在对公园的呵护中,日本人渐渐从尊重天皇演化为尊重政府,又演化为尊重城市共同体、尊重自身。

　　日本人对公园觉悟提升的过程,就是其公民意识觉醒的过程。反观中国,从一开始皇上就只顾着给自家人修园子,至于洋人的园子,老百姓糟蹋起来非但没有道德障碍,可能还有“找洋人麻烦”的“爱国主义”幻觉,最终,公园不得不靠收费维持——免费公园在中国的失败之路,就是中国近代化失败之路的缩影。

　　现代公园收费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如果说公园收费在中国的肇始是无奈为之,延续至今的公园、景点收费政策则有点将错就错的意思。据同程旅游发布的《景点门票在线消费行为研究报告2016》,2015年度全国景点门票收入超1000亿元人民币,门票收入依然占到各地旅游收入约50%。不仅很多原本供市民休息的城市公园卖票,很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居然也需要公民先买票才能进去接受“教育”。更有甚者,时至今日,很多地方仍在琢磨怎么开设新的卖票点敛财。2013年,湖南省凤凰古城圈地售票,首周入账227万元,却闹出了本地人想免票回家,要先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奇事。2016年,河北张家口一段公路因风景宜人被誉为“最美天路”,在网上爆红,当地政府随即圈地为景区,想过这段公路吗?先买50元的观景票吧!

　　每当看到这些荒唐行为,我似乎都听到斯当东当年的评价在耳边回响。

　　我们把卖门票、卖贵票进行到底,老外也把不卖票、低票价的传统继承了下来。美国许多国家公园是免费的,费城独立厅和纽约自由女神像同样免费;韩国最美丽的山雪岳山免费向公众开放,世界文化遗产昌德宫门票是3000韩元,这钱在韩国也就是买两个苹果;日本的公园和自然景观基本上免费对公众开放,大名鼎鼎的富士山没有门票,其周边的富士箱根伊豆国立公园是免费的,就连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的鹿儿岛县屋久岛同样不需要购买门票。

　　免费公园对公民意识的培养前文已经说过了,即便不算政治账,只算经济账,公园免费也是划算的。以提出“观光立国”口号的日本为例,景区维护主要靠税收拨款,据日本观光厅公布的数据,日本每在免费公共景区投入一日元,就能给周边产业带来十日元的收益。这个定律在中国也得到了验证,2003年,杭州西湖成为首个免票的5A级风景区,到2008年,免费的西湖已累计创造价值200亿元之多,比收费前增长了十多倍。

　　无论政治账还是经济账,公园免票以社会总体论都是稳赚不赔的,问题是,具体到政府和个人却有赚有赔。遍观西方公园设施,走的都是政府出钱维护、本地民众得实惠的套路,而中国很多地方,依然将公园、景区的门票当成地方财政的摇钱树,一些免费景区又陷入到了游人破坏严重、维护经费高昂的“外滩公园式”陷阱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斯当东的问题已经提出百年,但无论政府还是游人,似乎仍没做好准备,去好好对待一个免费的公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