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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民政部、公安部下发的相关意见，青岛救助站对于所有进站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DNA数据采集。通过数据比对，已有5名失踪人员回到了家。

　　愿意来救助站寻求救助的，想法子帮他们回家。但不少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来救助站，觉得乞讨更挣钱，而且根据相关规定，不能强迫对其收容遣返。

　　此外，还有一些流浪者过度寻求救助，几年内来到救助站上百次。如何减少二次流浪，让救助站帮助真正需要的人？相关工作人员建议流出地从源头预防，对于贫困流浪人员进行精准扶贫。

　　史慎花终于回家了。

　　离家两年未归，亲人四处找寻，仍杳无音信。智力障碍、口齿表达不清，史慎花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

　　身在山东栖霞的家人焦急，担心，苦盼。

　　前不久，一个电话让家人兴奋不已，史慎花找到了。就在青岛市救助管理站！

　　“史慎花是我们DNA数据采集以来，第三名寻家成功的流浪者。”青岛市救助管理站副站长何永才说。

　　一到救助站，7天内采集DNA数据

　　自2016年1月开始，青岛对长期滞留在救助管理站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了DNA数据采集，分3批采集血样共计221份，其中，男性135份，女性86份。目前，这些流浪乞讨人员的DNA数据信息已经全部录入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和全国打拐DNA信息库。

　　据何永才介绍，根据初步对比，已基本认定涉及刑事案件受害人2人，通缉犯1人，失踪人口6人。其中，通缉犯已经移交公安部门；失踪人口已有5人被家人接回或者由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护送回家，还有1名即将护送返乡。

　　去年年底，民政部、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对当前滞留在救助站的受助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应尽快报请公安机关采集DNA数据，公安机关应及时组织免费采集，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并将比对结果反馈给救助管理机构。而对于新进受助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应在其入站7个工作日内报请公安机关采集DNA数据。

　　“长期滞留在救助管理站的流浪乞讨人员多有智力障碍，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进行有效的沟通，不能提供个人的身份信息、家庭住址等等，DNA采集比对就显得尤为重要。”何永才说，“我们救助站DNA血样采集工作将成为一项常态化工作，采取边入托边采集，进一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不过，目前通过DNA比对送回家的流浪乞讨人员还是少数。“如果流浪乞讨人员的家庭成员血样入库了，我们这边采集流浪乞讨人员的DNA血样，进行对比，基本能找到。”青岛市救助管理站安置科工作人员孙静说，还是得呼吁失踪人口的家庭成员去报案，并采集血样。“两端的采样，才能将流浪乞讨人员DNA寻亲做好。”

　　二次流浪问题让工作人员头疼

　　在青岛，长期滞留在救助管理站的流浪乞讨人员在200人上下浮动。由于青岛救助管理站内安置能力有限，青岛市利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托养在专业养护机构。

　　相对于有智力障碍的流浪乞讨人员长期滞留站内，通过DNA比对助其回家，一些智力正常的流浪乞讨人员如果愿意回家，救助站会给其买票，有一些身体条件不是很好的，还会派人护送回家。可是，在采访中，一些流浪乞讨人员并不愿意到救助站接受救助。有时候，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到街面上劝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站，除了表达感谢之外，流浪乞讨人员并不愿意接受救助。在街头，有流浪乞讨人员表示，虽然露宿街头，没有住救助站遮风挡雨，但是每天的乞讨收入不菲，比去救助站强多了；有的表示，去救助站不自由，不能喝酒不能抽烟；还有的流浪乞讨人员会“提醒”工作人员，“我懂政策，你们不能强制我”。

　　“确实不能强制，以前是强制收容遣返，现在是救助自愿，对流浪乞讨人员有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一位救助站工作人员表示。

　　“但是我们依然要到街面进行劝导，争取能够尽最大努力帮到这些流浪乞讨人员。”何永才说，特别是对一些老人孩子，在寒冬送温暖，给他们送去棉被、棉衣和食品防止其冻伤；夏天会送水送饮料。

　　据介绍，目前，青岛多数流浪乞讨人员是外地人，或无亲人，或有亲属也不管，当地政府也难以合理安置。

　　青岛自然环境好，经济发达，市民也很有爱心，不少流浪乞讨人员在此以乞讨为业。一些流浪乞讨人员不要面包只要能够买到面包的钱。

　　有一些市民给救助站打电话，建议救助站救助这些流浪乞讨人员，但是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来，给外界造成了一种救助站不作为的错象，这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感到委屈。现行的救助制度规定从强制收容改为救助自愿，确实人性化了，但也让救助工作难以开展。

　　救助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救助机构，以助流浪乞讨人员返乡为主要救助目的。何永才跟记者大倒苦水，有时候苦口婆心地劝，流浪乞讨人员好不容易到了救助站并答应回家，于是派人护送其回家。“可我们的人还没回来，流浪乞讨人员却提前又跑回来了。”说到这些，何永才也哭笑不得。目前，青岛的救助工作已经纳入网格化管理，但是二次流浪问题让救助站工作人员头疼不已。

　　5年“进站”192次，恶意寻求救助要制止

　　一些流浪者不愿被救助，而另外一些流浪者或者打着流浪者旗号的人，过度寻求救助站的帮助。

　　据介绍，流浪乞讨人员来救助站求助，都会将身份信息等登记在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中，每一次救助信息都在系统中留有记录。记者在该系统看到，一位名字叫惠友余的流浪乞讨人员，从2010年12月28日起，第一次到淄博救助站，到2016年5月12日到安徽省霍山县的救助站，5年多“跑站”192次。今年3月，惠友余来到青岛时，青岛市救助管理站给予了不予救助通知书。

　　全国地级市救助站有600多个，有的流浪乞讨人员几年间跑站超过300个。重复性救助也让救助站不堪重负，严重浪费了国家的人财物力。还有些流浪乞讨人员，农忙时节想回家，也会到救助站让救助站送自己回家，农忙过后再回到所乞讨的城市，如此往复。

　　随着社会的发展，救助站救助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何永才坦言，一些钱包被偷、被抢的外乡人也会来救助站求助，按政策讲是不应该给予救助的，但是在一个陌生城市无依无靠，作为救助机构，还是要施以援手，相关政策规定也要调整。“不然，这些人没法子也可能去偷去抢。”

　　有专家指出，虽然有制度规定，但是这些人确实有可怜之处，关键就是法与情如何衡量，对于恶意“跑站”的要坚决制止并打击，对于确实遇到困难的要给予帮助。

　　不少农村的贫困者，如果不能及时救助就可能会去流浪；对于流浪者护送回家后当地没有安置，可能就会形成二次甚至多次流浪。何永才建议，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基层做起，从源头预防，在流出地建立一个精准的帮扶机制。

　　“现在不是讲求精准扶贫嘛，如果能把家庭困难的流浪乞讨人员‘精准扶贫’了，在家门口有事业，有收入，谁还反复去城市乞讨呢？”何永才说，当然，还是得分类识别，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政府还是要“兜底”，给予生活保障；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可以采取产业扶贫、提供公益岗位等形式来进行帮扶。

　　有专家指出，单纯靠政府的力量开展救助工作有些力不从心，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救助体系，充分利用社会力量，为社会救助机构和慈善组织参与进来创造条件。比如，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推动一些社会公益组织开展街面服务，开展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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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站流浪人员应尽快采集尽快比对

　　根据民政部、公安部下发的相关意见，对经快速查询未能确认身份的受助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在其入站后24小时内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网站等适当形式发布寻亲公告，公布受助人员照片等基本信息，并在其入站后7个工作日内报请公安机关采集DNA数据。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后一个月内免费采集、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并将比对结果反馈救助管理机构。对当前已经滞留在站的受助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尽快报请公安机关采集DNA数据，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组织免费采集，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并将比对结果反馈救助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