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吴伯箫先生诞辰110周年,作为我的同乡前辈,他是莱芜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

他的寿命不算很长,只活了76岁；作品也不是太多,大概只有200多篇。他的以《记一辆纺车》为代表的一组回忆延安战斗生活的散文,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延安精神的歌者”。这样一个人自然是应该纪念的。

我的老师张欣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写成《吴伯箫年谱》,即将付梓；吴伯箫先生的骨灰撒放地泰安,在他逝世30周年之际曾建立了吴伯箫纪念园,置立了吴伯箫塑像,今年又将置立吴伯箫纪念铜像；莱芜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不仅要举办一系列座谈研讨活动,还准备设立“吴伯箫散文奖”。其中最使我感动的,是我的朋友、莱芜民间收藏家张爱勇兄。前段时间他告诉我,他竟然花了5000多元,从网上买下了吴伯箫先生的两纸信札。

我知道,爱勇兄的收藏是以书画为主的,这类藏品他以前并未关注。那天我们见面聊天,我问起其中缘由,他说:“我看了你的《吴伯箫书影录》、《王毓铨书影录》、《吕剑书影录》之后,感觉这三位莱芜现代文化名人的东西需要抢救性地搜集一点。今天不赶快做,恐怕今后想做都来不及了。”于是,他按照我书中提供的线索,遍寻“莱芜现代三贤”的著作版本,现在已经搜集了不少。然后,又旁及他们的书信、手稿、资料。他甚至还想收藏一些他们生前的藏书、藏品和笔墨纸砚之类,留给后人,传之后世。

那一天,我坐在茶桌旁,静静地听他讲,有点不知身在何处之感。好像他是一个天外来客,在谈一件在我看来十分美好但又过于遥远的事情。因为这类收藏是全心全力的付出,靠的是一种真挚、纯净的情感,一种对故土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感动从我的心底油然而生,我很想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与他热情拥抱。但我没有那样,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听他讲。我十分享受这种静静的氛围,仿佛荡尽了人间的烟火之气,有一种超然出世的感觉。

那一天,爱勇兄还送我一本吴伯箫最早的散文集《羽书》,是1941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初版本,距今已有75年的历史。他说:“我从你的《吴伯箫书影录》中,知道你一直没有找到这本书。收入《吴伯箫书影录》的,是1982年花城出版社的再版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看到有两本在拍卖,就一块买下来了。”我问他价格,他笑而不答。我知道,这份沉甸甸的情感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这本书的确是我苦寻不得的。几年前,我在撰写《吴伯箫书影录》时,多想找到这本书啊,因为这是吴伯箫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我当时认为,因为年代久远,这个初版本恐怕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在,它竟这样不期然而然地摆在了我的眼前!这本纸页已经发黄、变脆的小册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经历了哪些曲折,凝聚了多少故事,我一时还不得而知。只知道,因为战乱和“文革”,这本书吴伯箫本人也没有见过。他手头的一本桂林再版本,也在“文革”的“打、砸、抢”中被人“抄”走了。这又是一种怎样的酸楚和伤痛呢?有时候,一本书的命运真的比一个人的命运还要曲折、复杂。而今,爱勇兄又使它重现于我们这些晚生后辈面前,并使它以这种方式回到了家乡莱芜,功莫大焉。

正如春风来了,还会有倒春寒一样,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在风中传播,令人伤感。我听说,位于莱芜城里的吴伯箫故居要拆掉。也有人说,不是拆掉,而是迁建到另外一个地方。但迁建之后,还是吴伯箫故居吗?对现在先进的建筑技术,我一点都不怀疑,大楼都可以平移,古建筑都可以恢复,几间年久失修的破平房拆到别的地方另建起来,有何难哉?可是,这座老屋实在不同于一般的老屋啊,老屋下这方小小的土地也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这里孕育过一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这里是吴伯箫人生的出发点,是他的精神和灵魂之根。一个人人生的出发点可以重新选择吗?一个人的灵魂和精神之根可以随便拔起吗?更何况,这样的名人故居,在莱城,在2000多平方公里的莱芜土地上,已经是唯一的一处了。

这个令人心寒的消息,让我想起了许多年前被拆掉的济南老火车站钟楼,那是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永远的伤痕,是一代甚至几代人惨痛的记忆,也应该是一些人难言的耻辱与悔恨吧。拥有众多名胜古迹、名人故居的济南尚且如此,只有残存的一处名人故居的莱芜,是否应该深思和警醒呢?当然,我只是道听途说而已。祈愿这个消息只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传闻,很快就会被春风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