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全球股市的不“淡定”,预示着全球经济增长不断承压。

2016年伊始,全球股市进入剧烈震荡阶段。截至2月15日反弹之前,不到一个半月时间,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8%,欧洲股市暴跌15%,日本股市跌了21%,中国股市跌了22%。美银美林报告显示,截至2月17日的7周里,全球股票基金共流出530亿美元,高于2015年8月份全球暴跌流出的360亿美元。同时,这也是连续第7周股票型基金被赎回,是2008年以来最长记录。累计资金流出规模也在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850亿美元)和2002年熊市(650亿美元)的流出规模。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2016年初全球股市的不“淡定”,预示着全球经济增长不断承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目前,世界经济继续处于政策刺激下的脆弱复苏阶段,总体形势相对稳定,但继续向下滑行,维持着“弱增长”格局。

发达经济体复苏脆弱乏力。发达国家“低增长、高失业率、高赤字、高负债”并存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善,导致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速仍低于潜在水平,且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随着美国经济不断复苏,美联储2016年加息预期非常强烈,美元的温和升值将成为外汇市场的主旋律,强势美元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的冲击将不可避免。同时,美联储加息必然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势必增加美国政府的负担,特别是在2016年初美国政府大量发行新国债的时候。面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困境,以及美国政府的沉重负担,美联储加息的货币政策能否持续,将会成为各方博弈的一个焦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能否持续复苏也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速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欧洲经济复苏脆弱,经济增长乏力,且饱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难民问题和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等更是雪上加霜。日本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在衰退和微弱复苏的边缘反复徘徊,日本国债已经高达GDP的240%,而预算赤字仍在不断扩大。欧洲和日本经济在2016年面临巨大压力,是否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成为它们面临的一种两难抉择,经济持续衰退的可能性极高。

新兴经济体形势仍不乐观。新兴市场面临经济减速、滞胀和资本流出压力,并继续受到美国加息预期和中国需求下降两大外部因素的困扰。由美国加息预期引发的资本外流,以及美元升值导致的大宗商品熊市与外债激增,对新兴经济体造成了巨大冲击。再加上内部基础设施短缺、产业机构不合理、经济政策空间受限、增长模式缺乏后劲等结构性问题,新兴经济体普遍增长乏力,2016年的处境将非常艰难。

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进入2016年,我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首先,产能过剩是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除钢铁行业外,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有色金属、建材、轻工、纺织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也相当严重。其次,高企的企业成本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负担,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不断蚕食着企业的竞争力。再次,房地产市场的萎靡和高企的房地产库存直接拖累了我国经济的增长。过去近10年,房地产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在10%以上,房地产业的下行对经济增长也带来较大影响。最后,地区性或局部金融风险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威胁。去年,我国股票市场出现重大异常波动,金融和准金融机构频频发生问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膨胀,各类隐性风险逐渐显性化,如何防范地区性或局部金融风险成为今年的重大挑战。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稳定器”,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势必为世界经济的复苏蒙上一层阴影。

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承受巨大压力,增长乏力仍旧是常态,甚至可能转向下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担忧,不断增强全球股市的避险情绪,引发了今年年初的全球性股市震荡。面对这种趋势,世界和我国都面临巨大的挑战,迫切需要合适的应对策略。

世界需要新的治理体系。面对世界经济的下行趋势和发展困境,如何应对全球可持续增长面临的挑战,以及各国货币政策方向性差异带来的诸多冲突性问题,都需要建立新的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实现真正全面有效的合作,改变在增长战略方面“有目标、无合作”的现状。第一,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框架。通过目前G20等经济合作平台,推出整体性的、更具可持续性的、新的增长框架,特别是创新增长框架,来解决低增长、高债务、高失业的全球难题。第二,制定全球经济协调体系以及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不仅是各国政策的一个集合,而且要运用全面协调的战略,融合竞争与合作,产生综合效力的成果。第三,完善多元治理合作机制。打造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合作平台,特别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为各国提供更多、更全面、更合理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全球治理机制更加扎实地发展。

我国需要苦练内功。2016年既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经济转型的关键之年。面对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严峻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为此,我们需要推出积极的政策措施,保证五大目标的顺利实现,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发展。第一,强化财政政策力度。推动中央财政主导的公共服务项目财政投资；实行减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扩大赤字规模,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第二,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利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工具组合,进一步提高调控的针对性。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服务实体经济,协调推进利率和汇率改革。第三,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坚持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短期和中长期结合、国内和国际统筹。推进精准调控,适时预调微调,准确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手段,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水平,防范财政、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防止经济周期性大幅波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第四,稳步推进股市监管方式转变。适时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适度加大新股发行力度,实现新股发行市场化定价。同时,积极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摒弃投机行为,自主认识风险,承担风险,逐渐转向价值投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学术合作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