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老济南的私营出版社

　　◤艺德堂刻书雕版

    一般认为,中国的雕版印刷业始于唐代中期。山东是圣人之乡、文物之邦,文化底蕴深厚。本版今天介绍的就是清代老济南的私营出版社。
　　□唐桂艳

　　出版社,就是出版书籍的机构。在过去,“出”书就是“刻”书,是靠刻字工人手工雕刻书版、敷墨刷印而成,并不是件容易事。明清时期,书籍的出版有三大系统:官刻、家刻、坊刻。其中,“坊刻”的目的是营利,可称之为“私营”出版社。
　　据文献记载,济南的坊铺在明代很少,仅知有好友堂一家。清代有近三十家,主要分布于当时的布政司街和后宰门街。而这两条街,是济南著名的文化街,可与京城“琉璃厂”相媲美。
    布政司街的刻书坊铺
　　布政司大街即现在的省府前街,在布政司署前,南北向；布政司小街即现在的省府东街,东西向。街周围有贡院、泺源书院、尚书府,是学子会集的场所,文化气息浓厚。在这条街上,刻书坊铺有近十家,各具特色。　　
　　●挖版改“产权”的一家双铺——聚和堂、双和堂
　　聚和堂、双和堂开设于咸丰年间,民国二十三年歇业。
　　双和堂刻有《读史论略》、《小题新编初集》、《史记菁华录》、《纲鉴择言》等。聚和堂刻有《济南校士分馆课艺》、《重订王凤洲先生纲鉴会纂》、《古文笔法百篇》、《齐鲁讲学编初集》、《批点左传句解》、《二十四孝合刊》等。
　　山东省图书馆所藏《小学集注》附《忠经》、《孝经》,比较有特色。《小学集注》封面题:“济南聚和堂梓”,知为聚和堂所刻,而《忠孝经》封面题:“光绪戌申年镌,双和堂藏板。”此“戌”应为“戊”(“戊申”为光绪三十四年),“双”明显系挖改,故此本应为济南聚和堂刻本,而非双和堂刻本,光绪三十四年刷印时挖改牌子,将“聚和堂藏板”改为“双和堂藏板”。看来,虽为一家,“产权”却是明晰的。
　　●遗留雕版实物的艺德堂
　　艺德堂在大布政司街七十号,街南首设有分号,并在萃卖场前楼设艺文书局,1931年歇业。现仅知济南市图书馆有《易经》四卷,而山东省图书馆则藏有其所刻《龙光四书》雕版一块。此板高13.7厘米,宽10.1厘米。字为阳文反字,正中自上而下刻有“龙光四书”,此为书名。上横一行“洪武正韵”,左上边有“校对无讹”,右下边有“济南艺德堂梓”。这是现存为数不多的济南雕版印刷的实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自嘉庆至光绪间山东坊间雕版印刷的质量。
　　●错落有致的其他坊铺
　　大街北首路东有文升斋,咸丰九年以前成立。刻有《暗室灯》、《功过格》、《敬信录》。光绪三十年所刻《拼音识字表》,宋体字,刊刻较精。民国十六年刻《胎产心法》。
　　大街南头路西有鸿文堂,同治十三年以前成立。刻有《妇幼五种》、《仙传白喉治法忌表抉微》,虽只是刻字铺,但刻书有乾隆风格,水平不低。
　　与鸿文堂相邻的是另一个刻字铺——德华堂,刻过《救生船》、《志远堂全集》、《小学人子礼》,有刻书工人,名叫王少南。
　　同在南头路西的是子云堂,后来迁至路东。光绪四年以前成立。刻有《诗经》、《书经》、《春秋左传》、《尚书离句》、《礼记》等。
　　此街还有光绪年间开办的东昌善成堂济南分号,民国十年左右歇业。刻有《本草备要》、《医方集解》、《四书备旨》、《诗经体注》、《东莱博义》、《古文释义》、《纲鉴择言》等。
    后宰门街的刻书铺
　　光绪三十一年,北京翰文斋济南分号在小布政司街开业,经理刘仁斋。民国二十四年歇业。　　　后宰门街,北靠大明湖,南邻抚署,西接文庙、贡院,东通县学、县署,始建于唐代的福慧禅林院、济南府最大的关帝庙和基督教堂都落户于此,使得这条街既是济南有名的商业街,又是充满了文化与宗教气息的文化街。这条街上的刻书铺有八家。
　　●资历“最老”的会文斋
　　会文斋是目前已知清代济南最早的刻书铺,嘉庆元年已存在,光绪末年还在刻书。刻有《妇婴至宝》、《太上敕演救劫消灾赐福解厄保运证真同参经》、《回生集》、《杨椒山先生垂范集》等,还为光绪年间在山东做官的浙江山阴人陈锦刻有《橘荫轩全集》六种。其所刻《新编急救奇方》有卖书广告与价格:“粉莲纸、洋布套,每部京钱壹千文。”这是刻书铺通行的经营做法。所刻《吕注金刚心经》则注有“板存山东趵突泉道院,有愿印送者,问后宰门会文斋可也。”知此书的版权在会文斋。
　　●名气最大的文友堂
　　文友堂比较有名,是因为它为当时的要人和公家刻了不少书。地址在济南府后宰门中间路北,至少在同治七年以前成立。
　　所说要人,指的是丁彦臣。丁彦臣为官山东十余年,官至山东盐运使,深受山东巡抚丁宝桢赏识。他在山东刻书八种,有四种委托文友堂刊刻。其《梅花草盦石刻勾本》、《汉石例》等金石类书采用双钩刻法。双钩刻是雕版印刷的一种技法。用线条勾描物像轮廓叫“勾勒”,因基本是用上下或左右两笔勾成的,故又称“双钩”。把双钩的图画(或字)刻在木板上,就叫“双钩刻”。这样刻成的木板印刷时只有字画的线条是墨色的,其余均为白色,故醒目且清晰。丁氏所刻金石皆用此法,文字虽细行密字,但版框、开本均大,刻印精良。看来文友堂的技术是值得信赖的。
　　文友堂还为尚志书院刻过两种书:《省心录》、《荒政辑要》。尚志书院是山东同治光绪时期重要的学术阵地,能把书委托文友堂来刻,可知文友堂刊刻的水平是不低的。
　　●济世救人的英华斋
　　“济世救人”,说的是英华斋专刻医书和善书。善书就是劝人向善的书。
　　英华斋于嘉庆二十年以前成立,地址在后宰门街东头路东。刻有《玉历钞传警世》、《大生要旨》、《笔花医镜》、《痘科救劫论》,质量较高。《痘科救劫论》有广告:“如遇小儿出痘,口不能闭,啼哭不止,速看口内,两旁有锁口疔,即用针穿翻于外,再以针用力乱挑之,总要根断为主,万不可惜小儿疼痛,致贻后悔,慎之慎之。”足见其济世救人之心。
　　●刻政府出版物的会友堂
　　光绪二十六年,会友堂为山东巡抚官署刻《山东曹州府教案条约》。《山东曹州教案条约》,即《胶澳租界条约》,是光绪二十四年三月由曹州巨野教案引发、德军强占胶州湾并胁迫清政府签订的。这是山东近代史上的大事。此书系据当时的条约文本而刻,后面附有《胶澳租界图》、《胶济铁路章程》。封面黄色,贴有题名签,显系政府出版物。
　　书的刊刻者当是山东巡抚袁世凯。袁世凯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来山东任巡抚,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离开山东,刻书时正好是袁世凯在巡抚任上。此书现藏山东大学图书馆,袁世凯是山东大学的创办者,书成后藏于大学堂,是必然之事,而目前所见,唯山东大学有此书。
　　除了以上四个有特色的坊铺,后宰门街的刻书铺还有:成立于咸丰十年以前的文德堂,刻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直解》、《观音大士降笔法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直解》、《昭明文选集评》；道光五年前成立的文华堂,刻有《痧症全书》；光绪十年以前成立的同文斋,将况桂森在广东刻的方钺撰《景椿山房诗文集》书版,存于铺中,以备续刊、补缺、刷印；位于后宰门西首路南的汉文斋,在光绪二十一年刻有刘士魁撰《俚言十三篇》。
    “琉璃厂”外的刻书铺
　　除了布政司街和后宰门,济南的刻字铺还有开在藩署前的中和堂。
　　藩署,即按察司署,在运署街。这是个东西向的街,其西侧为南北向的按察司街。按察司署门向南,西邻为盐运司署。按察司署前有刻书铺中和堂,同治八年刻有山东盐运使潘霨的《唐律赋抄》。因盐运司署在按察司署西边,潘霨刻书采用“就近”原则,选择了中和堂,由当时的山东著名刻工鲍连元刻字。鲍连元还在同治十二年刊有山东按察使萧培元所著《二十四弟图诗合刊》、《二十孝合刊》。看来,中和堂主要为按察使署和盐运使署服务。
　　另有东门里路南的鸿文斋,刻《东厨司命龟君圣经》。省城门前的秀文斋,光绪二十七年刻有江阴曹倜所编《蚕桑速效编》,署:“板存省城门前秀文斋,毛边纸每部京钱乙百卅文。”
　　还有专刻经部书的志兴堂,刻诗文的同文堂,二者兼刻的裕和堂、同会斋,山东坊刻书产量最大的东昌书业德在济南的分号等。
    ■结语
　　坊铺刻书虽大多以营利为目的,节约成本,殊少精品,但也颇具特色,像文友堂专为公家刻书；会友堂刻政府出版物；出现了名刻工如鲍连元、王少川；不惜工本雕刻大字的有:子云堂刻《诗经》、《礼记》,汉文斋刻《俚言十三篇》,鸿文斋刻《东厨司命龟君圣经》,秀文斋刻《蚕桑速效编》,文翰斋刻《金刚经注释辨疑》,都是字大行疏,悦人眼目,是坊铺刻书的精品。
　　济南是现知山东刻书铺最多的地方,这源于它是山东的首府,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济南坊间刻书虽不及官刻、家刻精致,但在营利的同时,它与潮流共舞,适应社会发展,反映市民需求,促进了省城的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