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军 张铭锐

　　对小说《阿Q正传》叙事逻辑的分析，以及对主人公阿Q的“革命”、“大团圆”等叙事情节的探讨，自1926年郑振铎对小说最后“大团圆”一幕的质疑及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的回应开始，便一直是鲁迅研究界关注和探讨的话题。本文主要聚焦于阿Q的“审判”这一具体情节，探讨《阿Q正传》的小说情节是否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以及阿Q的行为逻辑及最终结局是否合理。

　　一、郑振铎提出的质疑与鲁迅的回应

　　1926年11月21日，《文学周报》第二五一期上发表了西谛（郑振铎）的《“呐喊”》一文，在肯定《阿Q正传》“确是《呐喊》中最出色之作”后，也提出了值得商榷之处：

　　如最后“大团圆”的一幕，我在《晨报》上初读此作之时，即不以为然，至今也还不以为然。似乎作者对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写了，便如此随意的给他以一个“大团圆”。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①

　　可见，对于阿Q的结局，郑振铎认为“值得商榷”的主要有两点：一是阿Q的“大团圆”结局是否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必然；二是阿Q的“投身革命”与“大团圆”结局是否损害了阿Q人格的统一性。

　　郑振铎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首先，阿Q之死源于作者设置的针对赵家的抢劫案件，其本身就是一个偶发事件，并非是情节逻辑层层累积的必然。而并未参与这一事件的阿Q糊里糊涂地被冤杀，其罪名同样是在断案的“老头子”与受审的阿Q互相误解的对话中坐实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所以郑振铎认为阿Q之死是作者强行安排的结果，而并非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必然，就此收尾，自然会显得“匆促”和“随意”。再者，从《阿Q正传》的叙事结构来看，小说“最初写作时”(二三章)，作者着力刻画的阿Q精神特征是“精神胜利法”。但“精神胜利法”在后面几章中却很少出现。由于“精神胜利法”本身具有自欺欺人、罔顾现实的幻想性质，它就很难解释阿Q后来用具体实践来表达“革命欲求”的种种行为。阿Q对“革命”的执拗追求，更是与“精神胜利法”相悖。去尼姑庵“革命”失败后，阿Q并没有通过“精神”臆想来获得成功感，而是锲而不舍，继续努力“革命”——盘辫，去拜访“假洋鬼子”，甚至在“不许革命”后，仍会在“思想里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而在被收监和审判中，阿Q仍然相信并且强调自己的罪是“造反”(在阿Q的理解中，“造反”与“革命”二者是一致的)。如果不是突然被冤杀，阿Q恐怕仍不会放弃对“革命”的执着。前期每遭碰壁便求诸幻想的“精神胜利”与后期屡败屡战的“热衷革命”，似乎确实使阿Q的人格产生了分裂。

　　郑振铎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他和鲁迅就有过书信往来，翻阅《鲁迅日记》，1926年12月13日记载“得振铎信，六日发”②，12月14日记载“上午寄振铎信”③。但《郑振铎全集》《鲁迅全集》的“书信卷”中并未收录这两封信，应已经散佚遗失，故无从得知两人是否在书信中谈及《阿Q正传》。

　　12月18日，鲁迅在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上发表了《<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对郑振铎的质疑进行了回应：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即使真做了革命党，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两个，现在姑且勿论。单是这篇东西的成因，说起来就要很费功夫了。……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正传》大约做了两个月，我实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似乎伏园不赞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会来抗议，所以将“大团圆”藏在心里……其实“大团圆”倒不是“随意”给他的；至于初写时可曾料到，那倒确乎也是一个疑问。我仿佛记得：没有料到。不过这也无法，谁能开首就料到人们的“大团圆”？④

　　可见，鲁迅基本上并不认同郑振铎针对小说后半部分，尤其是最后“大团圆”一章所作的批评。笔者认为鲁迅的回应表达了两层写作本意：一是强调阿Q“革命的运命”，并由此推出阿Q的“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即，鲁迅相信，无论是从情节还是人格来看，阿Q的“革命”行为都是必然会发生的。鲁迅指出，“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这说明阿Q的形象在鲁迅写作之前就已经大体成型。将阿Q与革命串联起来，并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二是强调对“大团圆”的有意安排。鲁迅虽然承认一开始并未想到“大团圆”的结局，但他又明确指出结局并非“随意”的安排，因顾及孙伏园的要求而“将‘大团圆’藏在心里”更说明鲁迅对结局早有设计。

　　鲁迅的本意在小说内容中也有反映。小说第一章“序”里便有这样的叙述:

　　他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死了以后，便没有一个人再叫阿Quei了……我的最后的手段，只有托一个同乡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个月之后才有回信，说案卷里并无与阿Quei的声音相近的人……⑤

　　同样根据《<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阿Q正传》是以报刊连载的方式在《晨报副刊》发表的，因此鲁迅不存在小说结尾写作完成后再去改动“序”的可能，因此这只能说明，阿Q被冤杀的“大团圆”结局是鲁迅在写作初始便计划好的，他以伏笔的形式将其预留在了第一章里。

　　不难看出，鲁迅的声明与小说的伏笔只是交代了他的写作本意，而作家的写作本意与作品的内在逻辑又不能简单等同。一方面，郑振铎的着眼点在于阿Q的“革命”与“大团圆”是否真的是一种叙事逻辑的必然，是否符合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塑造的需要，这主要是从小说的艺术技巧角度来说的。而这必须通过文本细读，揣摩隐含在词句中的深刻含义，推测作者的言外之意。另一方面，鲁迅所表述的写作意图和内容构思，其实如题目所示，是对小说成因的一个概述。但郑振铎讨论的却是对完成后的小说进行评价的问题。鲁迅接着引用《世界日报》上刊发的关于“杜小栓子刀铡而死”等时事新闻内容，虽然可以说明阿Q的结局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其现实依据，但无疑指向的仍是小说的叙事内容。而关于《阿Q正传》的内在叙事逻辑，鲁迅最终并没有说明。

　　二、重读阿Q之审判情节

　　第九章“大团圆”中对阿Q的审判这一具体情节，将阿Q的命运由“革命”彻底转到了“大团圆”的被冤杀。笔者认为，通过“投”这一被误解的行为，以及通过展示误解中的两个人物主体——阿Q与老头子的种种不同，小说已经解释了阿Q努力“革命”与最终走向“大团圆”的必然性。

　　(一)“投”之内涵

　　1.误解的产生

　　先来看阿Q与断案的主官，即“老头子”之间的一段对话:

　　“我本来要……来投……”阿Q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老头子和气的问。⑥

　　对这一段对话的确切含义，鲁迅曾在1931年3月3日给正在翻译《阿Q正传》的山上正义的信中予以解释:“‘我正要……来投（申请加入）……’（因此长官误解为是来投案的）”⑦。

　　可见，一个“投”字，在作者鲁迅这里，有两层意思。于阿Q来说，“投”即“申请加入”，也就是投靠、投奔的意思。而对县长官“老头子”来说，阿Q之“投”则是“投案”之意。因此这是一段存在相互误解的对话。从后面的对话来看，两人的误解始终没有机会澄清。

　　通过第七章“革命”与第八章“不准革命”可知，阿Q想要“申请加入”的对象是“白衣白袍”的革命党。但阿Q之“投”，在一开始也并非是“申请加入”的意思，而是经历了从“投降”到“结识”的变化。

　　2.“投”之变化

　　先来看第七章“革命”中的一段描写:

　　……至于革命党，有的说是便在这一夜进了城，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⑧

　　可见，阿Q对革命党的态度，一开始是“深恶而痛绝之”的，因为在阿Q的理解中，“革命”就等同于“造反”。其实这也反映了当时未庄大多数人的看法，正如“谣言”里所说的那样，“革命”好像与“反清复明”的朝代更替没有什么区别。但阿Q的态度很快转变，因为他从人们的恐惧中发现了“革命”的好处，他感受到了“革命”带来的能够判决人们生死的力量，并且产生了对这种力量的渴望。但囿于“革命”即“造反”的理解，阿Q认为只要宣布“投降”就可以参与“革命”，成为革命党的一员。所以阿Q之“投”，一开始是“投降”的意思。

　　但阿Q很快发现，宣布“投降”并不能真正参与“革命”。赵秀才和假洋鬼子相约去尼姑庵而未招呼阿Q的“革命”行为，让他产生了疑惑:“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再到后来，赵秀才等人的“盘辫”，又让阿Q认为“盘辫”即“革命”，所以小D的盘辫，在阿Q看来便是犯了“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而赵秀才托假洋鬼子弄来“银桃子”的传言，又让阿Q领悟到了“要革命，单说投降，是不行的；盘上辫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党去结识”。所以到这里，阿Q之“投”已经变成了“结识”，即鲁迅所说的“申请加入”之意。

　　可以发现，阿Q所理解的“革命”方式，无论是“投降”、“盘辫”还是“结识”，都是通过被动的观察得来，他自己只会观望和模仿，对“革命”的理解仅限于眼前的表象。所以他的“革命”，实际上只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

　　3.为何从“投”谈起

　　通过对阿Q“投”之变化的梳理，可以从小说情节角度再度确认，阿Q之“投”确实是申请加入革命党之意。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阿Q为何要从“投”谈起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段原文:

　　“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Q的脸，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投……”阿Q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⑨

　　可见，“从实招来”，自然是让阿Q坦白自己的罪行。实际上，从“光头老头子”一方来看，他们认为阿Q的罪行是参与了对赵家的抢劫，而阿Q以“投”来回答，却说明他认为自己的罪行是“申请加入”革命党。这也与他被抓进监牢时，“爽利的答到”自己被抓的原因是“想造反”相呼应。那么，阿Q为何避曾经的偷盗不谈，而要从“投”谈起，即为何从“申请革命”谈起，亦即，阿Q为什么认为“申请革命”就是他的罪行呢？既然阿Q已经主动参与“革命”，他为什么还把“革命”看作是罪过呢？

　　实际上，对于“革命”，阿Q一直存在着矛盾的心态。在不断努力“革命”的行为之外，阿Q由于亲眼见过革命党被杀头，又听说过革命即造反，再加上自身本就带有很多封建思想(如笑话假洋鬼子的头发，憎恶女人、尼姑)，在阿Q的心目中，“革命”一直带有某种原罪的标记，这在他转变对“革命”的反对态度，而开始努力“革命”后也未曾消失。所以在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后，他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阿Q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⑩

　　可见，“革命→造反→杀头”的原罪意识，在阿Q的心目中始终未曾散去。那么，为什么阿Q没有想起曾经参与偷盗的劣迹，并且招供呢？实际上，阿Q理解的“革命”，或者说“造反”，照小说原文，其实是与“白盔白甲”的人一起去打家劫舍，满足自己的物质和情色欲望: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⑪

　　因此，阿Q实际上已经将“革命”、“造反”与曾经的偷盗联系起来，并且认为“革命”即正大光明地抢劫。当看到赵家遭抢后，因为其中似乎有“白盔白甲”，他更认为这是革命党的“造反”行动，并痛恨假洋鬼子不让自己参与。这样的“革命”，其本身的罪行已经比阿Q曾经的偷盗行为更加严重，也更符合阿Q“革命要杀头”的原罪意识。相比之下，阿Q真正参与的偷盗，其罪过倒不如并未实现的“革命”了。因此阿Q才会如此确信，自己被抓是因为“想造反”，也就是“申请加入”革命党。

　　4.“投”之动力

　　“革命”本身让阿Q看到了改变现状的希望。在“精神胜利法”阶段，受到欺压时，阿Q要么说“先前阔”，要么说“儿子会阔的多”，其实都是在逃避被欺压而又无法改变的现实。而到了“革命”阶段，“革命”本身让他真正看到了未来能够改变现状，甚至成为未庄主宰者的希望，所以只要这希望尚存，阿Q便会一直努力“革命”。也正因此，阿Q被不准革命后，小说中出现了这样的描写:

　　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侮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但也没有竟放。他游到夜间，赊了两碗酒，喝下肚去，渐渐的高兴起来了，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⑫

　　无论是“先前阔”还是“儿子阔的多”，说到底都不会真正发生在阿Q自己的身上，而“革命”在阿Q心里却有在现实中发生的可能，所以阿Q始终保持着“革命”的动力，即便他依旧矛盾地存在着革命要被杀头的意识，即便他已经屡次失败并且被明确拒绝，他还是在喝了两碗酒之后“思想里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可见，他依然没有丧失“革命”的动力。

　　（二）阿Q与老头子

　　阿Q与其主审官“老头子”的“误解”的对话，虽然像是偶然和巧合，但从误解并未得到澄清这一点来看，又显示了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深深的隔膜。正是这种隔膜，使他们的对话呈现出各说各话而又合乎现实的荒诞情形。

　　1.发辫与光头

　　可以发现，小说中对“老头子”的光头进行了凸显式的描绘:

　　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像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⑬

　　“头发”在鲁迅的小说中一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独特意象，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小说《头发的故事》。通读《阿Q正传》可知，“老头子”和两旁的“长衫人物”们基本上都是辛亥革命后摇身一变，加入“革命”的前清官员。“老头子”应该就是小说前文提到过的“还是原官”的“知县大老爷”。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地位，表明自己“咸与维新”，纷纷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坚决彻底如“老头子”直接改留了光头。相比之下，一直在努力挣扎着“革命”的阿Q，即使盘过辫，但始终没有剪掉辫子，甚至恐惧被剪辫。正如他的“Q”字所显示的那样，阿Q始终在脑后拖着辫子。

　　将老头子的光头与阿Q的发辫进行对比，即可发现，对于“革命”，老头子们早就摸到了其中的诀窍，从而顺利参加“革命”了，而阿Q却一直在被动模仿，始终没能真正“咸与维新”。相比于老头子们的主动，阿Q似乎永远是被动的，这也说明了，阿Q之“革命”永远都不会成功。阿Q最终并不能撼动他们，反而被他们所吞噬。

　　2.审判的默契

　　需要解释的一个问题是，虽然阿Q认为自己犯了“想造反”之罪，但在审判的过程中，他为什么始终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最终使误解继续加深呢？要知道，在暗骂假洋鬼子被发现后，为了防止被打，他还抗辩式地说了一句“我说他！”，而在情形更严重的大堂之上，他却非常顺从地一问一答起来。何况，与假洋鬼子的凶狠相比，老头子还是“和气的问”。

　　老头子与阿Q的两次对话，一问一答，仿佛有非常自然的默契，正是因为这种默契，他们之间的存在误解的对话最终没有澄清，阿Q的罪名被敲定，导致最终被冤杀。但冤杀的责任并不能简单归结到老头子、赵秀才等人身上。因为阿Q确实曾参与过偷盗，赵家和官员们怀疑阿Q，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在老头子看来，阿Q的“投”就是“投案”之意，更坐实了其罪名。因此，阿Q被杀，倒显得确如郑振铎所说，是作者的刻意安排了。

　　然而类似阿Q对官老爷的畏惧和服从，在鲁迅的创作中并不是一个孤例。《离婚》中七老爷一句“来兮”，不过是要鼻烟壶，却能使原本据理力争的爱姑产生误解而突然顺从，并最终选择妥协。阿Q在面临审判时，也曾不由自主地跪下。还有赵太爷掌掴阿Q，阿Q同样是默默忍受屈辱。这说明老头子、七大人、赵太爷这类人，拥有主宰阿Q、爱姑等弱者命运的权势。而阿Q、爱姑等人对当权者的恐惧或迷信心理在当时的民众中具有普遍性。单看阿Q死后人们的反应:

　　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⑭

　　可见，阿Q所反映的，实在是一种群体性的顺从的默契，所以鲁迅说，他要追求的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和“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⑮。此外，他又特意为小说中的另一人物小D做了这样的注解：

　　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⑯

　　阿Q的今天正是年轻的小D的明天，阿Q的弊病其实就是国民的弊病。所以鲁迅会说，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⑰。这就可以解释，阿Q为何会走向“大团圆”了。

　　综上所述，阿Q之“革命”，实际上是其看到现实希望之后所作出的必然反应。而其最终的“大团圆”——被杀，则是其“革命”最终失败，无法逃脱被权威者所摆布的命运的必然结果。而其自身潜在的原罪意识，只知模仿的愚昧糊涂，对权威的顺从恐惧，无疑也影响到了他的行为选择和最终结局。

　　三、隔膜形象群

　　阿Q与老头子之间、爱姑与七大人之间展现出来的隔膜感，在鲁迅的作品中多次出现。笔者把这一类形象称之为“隔膜形象群”。因为在小说中，隔膜往往是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这些小说都有相似的情节特征，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误解性：言语歧义与误解

　　除了阿Q之“投”，七大人的“来兮”，《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所谓“正常人”之间也在言语上存在误解。来为他诊病的“何先生”说“不要乱想，静静地养”，他则误解为“养肥了吃”；“赶紧吃罢”则认为是要吃他自己。《补天》中的女娲与人类之间答非所问的对话，同样显出互不理解的隔膜，甚至女娲最后得出结论“伊本已知道和这类东西扳谈，照例是说不通的”。《药》中夏瑜说阿义“可怜”，是哀叹其奴性，而众人却以为他发了疯，说的是疯话。

　　（二）对立性：身份地位或力量的对立

　　阿Q、爱姑与老头子、七大人是底层人与“肉食者”的对立。此外又如女娲与人类的人神对立，狂人与所谓正常人的对立，夏瑜（革命者）与顺民、愚民、看客的对立等等。而阿Q、狂人、爱姑、女娲、夏瑜等都是小说中的孤独者，呈现出“一对多”的对立。

　　（三）悲剧性：希望/隔膜→失败

　　这类人物在小说中均存在过追求或希望，最终却都是以失败结局。阿Q渴望“革命”而被冤杀，爱姑追求公理却最终屈服，狂人狂飙呐喊而回归“正常”，夏瑜献身革命而被蔑视嘲笑，女娲创造人类却最终无聊死去，他们曾经的追求或希望，也随他们的失败而归于梦幻泡影。

　　由此，可以发现鲁迅小说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希望/隔膜→失败”的情节结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主人公的努力最终都会归于徒劳。

　　但应当注意，鲁迅塑造这样一类人物形象，并非是抱着对现实完全绝望的态度。鲁迅相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⑱，他强调做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⑲。他描写的这类主人公形象都是受隔膜所伤害的“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⑳，他的主要目的应该还是要揭示“隔膜”对人、尤其是对抗争者的伤害，从而实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㉑。

　　综上，通过对小说《阿Q正传》第九章“大团圆”中对阿Q的审判的叙事细节的深度挖掘和重新解读，笔者对阿Q“革命”及其“大团圆”的必然性进行了补充论证。并探讨了《阿Q正传》与鲁迅其它小说的种种联系，依据鲁迅小说中对人物间隔膜问题的多次展现，总结出“隔膜形象群”和“希望/隔膜→失败”的小说模式，以期加深对鲁迅小说叙事艺术的理解。

　　注释:

　　1张梦阳主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08页。

　　23鲁迅：《日记十五（一九二六年）》，《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649页。

　　4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 394-398页。

　　56891011121314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14、548、538、548、547、540、546、548、552页。

　　7鲁迅:《310303（日）致山上正义》，《鲁迅全集》第14卷，第190页。

　　15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3-84页。

　　16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55页。

　　17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50页。

　　18鲁迅：《希望》，《鲁迅全集》第2卷，第182页。

　　19、20、2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

　　【基金项目】此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鲁迅回忆录整理与‘鲁迅’形象的建构研究”（20BZW18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