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可是一辈子都没解决。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平生风谊兼师友

何兆武

王浩

　　□ 本报记者 卢昱

　　初夏，又一位老先生远去。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在京逝世，享年99岁。

　　何兆武先生晚年有一夙愿——为山东籍挚友王浩出一套文集。为此，他多次与王浩的弟弟王恒通信、通话，核实细节。

　　作为学术大家的何兆武，为何对王浩的身后事念念不忘？因为王浩虽然不为国人所熟知，却是享誉世界的数理逻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与何兆武同为学术大家。两位老人自高中时相识，后在西南联大度过七年时光。在时代起伏中，两人虽聚散有时，友谊却如深山宝矿，光彩夺目。正如何兆武所说：浩兄与我，可谓“平生风谊兼师友”。

　　作为华人学术世界的两位巨擘，两人的唱答，有文化化石一般的价值，无声诉说着那一代学人做人问学的风采……

　　“把‘武’字略去，我们称他何兆”

　　“我们的人生道路迥然不同，王浩是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何兆武曾回忆。

　　1921年5月20日，王浩在山东齐河出生，他的父亲王祝晨是山东教育界的元老。“每到寒暑假，我父亲总要子女接触社会，学点手艺。我哥哥曾去学修理自行车，傍晚回家时全身油污、满脸黑乎乎的。后来，他骑着自行车到济南商埠报馆批发报纸，然后一路卖着回家。父亲经常说：‘不是要你们赚钱，而是要你们锻炼自己，学点生活本领，别一个个都成为书呆子。’”2015年前后，记者多次采访王恒，他如是回忆父亲的教育方式。

　　王浩在山东念完初中后，追随在南京读大学的哥哥，考入中央大学附中。抗战期间，中央大学附中搬到长沙，当时何兆武从北京回到老家湖南，也考入该校。“王浩高我一级，那时候在校内非常有名气，所以我也认得他。”何兆武曾回忆。

　　1938年暑假，王浩读高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当时王浩一家因战乱颠沛流离，他因牵挂家人心切来到陕西城固，在“西北联大”附中读高三。1939年夏，何兆武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南联大，王浩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数学系。

　　西南联大的生活圈子非常小，两人作为中学校友，很快就熟识了。“抗战期间，何兆武和我同学多年。在西南联大几个好友之间，常把不是单名的加以简化，不过不是照惯例把姓省去，而是把‘武’字略去，我们称他何兆。”1992年年底，王浩在应邀为何兆武的新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作序时写道。

　　在何兆武的记忆里，王浩喜欢谈哲学，想法往往和平常人不一样。“平常人的想法总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比如说某人是坏人，这是结论，然后再去找理由，把这个人骂得一钱不值。可王浩考虑事情从来不先下结论，这是最启发我的地方。他从不先在头脑里预设结论，而是通过思考、辩论。如果别人能说出道理来，他也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态度。”何兆武一生以有此好友为荣。

　　年轻的王浩对一些哲学问题有自己独到而敏锐的理解。一次，他谈到哲学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智识上的怀疑主义，否则无以成其深；二是精神上的肯定，否则无以成其高；三是要有一句格言，所谓格言就是信条，各人不同，但足以反映自己的特色与风格。例如苏格拉底的格言是“知识即美德”，而培根的则是“知识就是力量”。何兆武对王浩的这一想法印象颇深，耄耋之年依然记得。

　　那时，西南联大的学生大多背井离乡，寒暑假回不了家，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上晒晒太阳或聊聊天。何兆武跟王浩聊天时，王浩倒是很谦虚，总是说不懂，可有时聊着聊着，无意之中忽然说出非常狂妄的话。比如，当两人谈到某某哲学家，何兆武说：这位哲学家好像在某个方面（或者某某问题）没有说清楚。王浩突然来一句：“哲学总有讲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那么讲了。”就是说，这位哲学家没有那个水平，只能讲到这儿为止，结果把一个大哲学家说得好像挺不值钱。半个多世纪后，何兆武反思，觉得这反而是一个年轻人必备的品质，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前人的脚下，就永远也超不过他。

　　“王浩，你以为如何”

　　回眸岁月，何兆武对与老友相处的诸多往事记忆犹新。一天晚饭后，他们感觉天要下雨，可仍旧去翠湖边散步。聊到兴起时，他们任由雨淋，足足聊了两个小时，淋得跟落汤鸡一样。

　　那晚，他们谈了很多。其中有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如果上天答应你一个要求，你会选择什么？金钱，爱情，事业，名誉？或者其他？”那时候，何兆武正在看写歌德的一本书，歌德的答案是选择“知道一切”，因为他的好奇心太强了。王浩认同歌德的观点，可他接着说：“知道一切，也就没有一点趣味了。”

　　何兆武琢磨了一会儿，觉得王浩说得很有道理。“这个世界正因为看不透，所以才吸引你。要是你知道一切、把一切都看透了，人的一生无所追求，那就太没意思了。”晚年的何兆武说。

　　王浩对大学时光也有诸多回忆。“有一次，何兆弄到一个留声机和几张唱片。我在他房里初次接触到西方古曲音乐，觉得非常好听，还记得当时听了莫扎特的小夜曲。当时都喜欢看些杂书，有时也引几句。有一次何兆提到罗素是‘干的幽默’，弗洛伊德是‘湿的机智’。”王浩在文章中写道。

　　虽然在数学系读书，但王浩酷爱哲学，一则性情、志趣使然；二则因缘际会。因为当时的西南联大，有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诸先生。

　　据与何兆武同宿舍的同学汪曾祺回忆，那时金岳霖开了一门叫“符号逻辑”的选修课。这门课对文学院的学生汪曾祺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

　　金岳霖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之间的对话。

　　“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他说话带山东口音。”1987年2月，汪曾祺撰文回忆道。

　　何兆武记得毕业答辩时，金岳霖问王浩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又问：“你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王浩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可是一辈子都没解决。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永远想要去解决它。”何兆武评述道。

　　“一生都着意追求幸福，

　　始终没有追求到”

　　1943年，王浩以数学系考生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哲学部，如愿师从金岳霖读研究生。其时适逢金岳霖赴美，他又师从王宪钧先生，不到两年时间拿下硕士学位。

　　何兆武大学毕业后读研，最初受王浩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何兆武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

　　何兆武觉得，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可自己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也远远不够，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便转到外文系了。

　　读研时，两人有诸多难忘的回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何兆武记得那天傍晚王浩来找他，尚未进屋就在外面大喊。何兆武挺奇怪，仔细一听才知道，王浩在喊：“The war is over（战争结束了）！”当晚，王浩和何兆武几个人凑钱买了食物和酒一起庆祝，意想不到的是，当场就有两个同学犯了神经，大哭大笑、又吵又闹。

　　1946年春，王浩被清华大学推荐进入哈佛大学，师从国际名家奎因（又作蒯因），他用八个月时间，学完全部课程。此后，又用一年时间完成论文，总计用20个月就攻下博士学位。

　　对此，何兆武很奇怪，问王浩为什么念得这么快。王浩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在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当时清华的体制完全和美国接轨，王浩搞那些东西一点都不费劲，游戏一样就弄出来了。“也许正因为太容易得到，所以他才不在意，反而是人生问题困扰了他一生。虽然后来成为世界级的学者，可是并没给他带来他所期待的幸福。”作为好友，何兆武的评价很中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王浩觉得自己所学的东西回国无用，因而在数理逻辑及英美哲学之外，开始研究一点与这类工作性质相近的计算机理论。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在纯粹逻辑、数理哲学和数理逻辑与计算机科学的应用结合方面作出诸多创造性贡献，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凭借对数理逻辑领域的卓越贡献，1952年，王浩当选为美国文理学院院士，1970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1983年，王浩因对数学定理计算机证明作出开创性贡献，荣获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奖——“数学定理自动化证明里程碑”奖。

　　读书时，两人多次讨论“什么是幸福”。“我也乐得与他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何兆武曾回忆道。青年王浩认为，幸福不应该是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归根到底还应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何兆武的观点，得到了王浩的认同：“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非物质性的东西，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

　　“可以说，王浩一生都着意追求幸福，始终没有追求到；最不着力的方面让他轻松地得到了，给他带来了荣誉，可并不等于幸福。”何兆武评价道。

　　王浩虽身居海外，却心系祖国。新中国成立后，王浩欣喜异常，在剑桥大学发表即席演讲，表示热烈祝贺。

　　1956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邀请在牛津大学教书的王浩回国任教。父亲王祝晨也多次写信要他回国。然而，随着政治风向发生变化，王浩回国事宜也中断了。

　　1972年中美建交后，王浩多次回国，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在多所大学讲演，以极大心力普及逻辑学的知识……他还连续撰文介绍家乡的变化和祖国所取得的成就。王浩后来反思，自己所撰写的文章，也有一些错误。对此他解释道：“我是搞逻辑的，只有前提正确，用逻辑方法推断出来的结论才能正确。我当时看到的事实不全面，前提不对，文章自然要出错了。”

　　“有人说我‘拍马’，那是没有的事。我为何去‘拍’？何必去‘拍’？不过是爱之心切而已。我父亲说过：‘谁能把中国弄得强盛，我个人做灰孙子都行。’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希望中国强大起来。”1991年，中国数学史研究专家张奠宙教授专程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访问王浩时，王浩如是解释。

　　“哲学家之路”上的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1980年，何兆武作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出访美国。他和王浩因此有机会见面。“记得我正因为思想转变失去信仰而痛苦，有很多牢骚。何兆于回国前抄赠给我韦端己的《菩萨蛮》五首，作者写了自己离乡后心情演变的五个阶段。当时我虽了解大意，但许多细微处都抓不住。后来看了俞平伯先生在《读词偶得》中的解释，获益甚多。”对于老友的劝慰，王浩曾回忆道。

　　1984年，何兆武在纽约住了大半年，两位好友欢聚多次。

　　1993年底，何兆武在德国马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正陪夫人在德国探亲的王浩租了一辆新汽车，和何兆武足足跑了一个星期，去了很多地方。何兆武在车里打瞌睡，王浩整天开车，一点倦意都没有。

　　有一次游海德堡，何兆武告诉王浩对面山坡上有一条小径叫“哲学家之路”，当年黑格尔和许多哲学名家在那里散步。于是，王浩一个人走上了那条“哲学家之路”。回来后，何兆武问这条路怎么样，王浩答道：“From nothing to nothing（一无所获）。”

　　从德国分别后，王浩时常打电话给何兆武。“所谈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我们都希望真正的学术批评能够健康地展开，既不是大批判式的讨伐，也不是流俗的吹捧，而是真正有助于学术思想切磋的讨论。”王浩曾撰文说。

　　1994年以后，王浩告诉何兆武，虽身患癌症，但自我感觉良好，信心十足。忽然连续两个月，王浩没给何兆武打电话。何兆武疑心王浩出了事。果然，1995年5月13日，王浩在纽约溘然长逝。

　　1999年6月，齐河县要出版王浩的纪念册。何兆武应邀写下这八句话：“毕生追求真理/折中人文关怀/毫无先入成见/永远从善如流/忆昔朱颜缔交/纵论海阔天空/追忆微言大义/负荷千古闲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