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报新闻记者 孙翔 张大卫 赵鹏程 李强 报道

　　从夯土城墙，到古墓遗存；从“国宝级”铜铙，到盖侯之印……一系列精美文物引发人们无限遐想，让沂蒙山腹地的东安古城当年的繁荣景象渐渐浮现。

　　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位于淄博市沂源县的东安古城。通过采访专家学者和当地村民，还原一个跨越千年文明、颇具神秘色彩的古代城池。

　　一段夯土城墙，年代跨越龙山文化、商周、西汉等时期

　　在淄博沂源东里镇东安村，记者在村民的指引下，来到一片被苹果树包围的高地。东安村69岁的闫世军曾经担任多年村干部，他告诉记者，这里就是被村民称为“老城顶”的遗址。东安古城的一段城墙遗址就位于“老城顶”的一侧。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任相宏多次参与考察东安古城。据他介绍，东安古城由大小两个城址组成。城址三面绕河，四面环山。南面是沂河，东面是红水河，北面是黄崖子河。古城选址充分考虑并利用了得天独厚的建城自然条件，四分天成六分人工，浑然一体。

　　目前整个东安古城地面上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一块土台子就是村民口中的“老城顶”。它位于小城的东北角处，面积近 2000 平方米。土台由文化层构成，极为珍稀。

　　土台东侧有一个南北向的断面，成为专家学者研究东安古城的一扇重要窗口。专家对断面进行了剖面清理。清理发现剖面的北部为夯土城墙，南部为城内文化层堆积。

东安古城城墙遗址

　　城墙被划分为 3 期。第 1 期城墙夯土内出土遗物均为龙山文化陶片，包括小铲形鼎足等。第 2 期城墙夯土内出土的遗物较少，仅见残碎的鬲口沿、鬲足和盆口沿等，但都具有晚商的时代特征。第3 期城墙夯土内出土的陶片较多，有春秋时期的鬲口沿、战国时期的豆盘等。

城墙剖面图

　　依此，专家将三期城墙的年代分别推定在龙山文化晚期、商末周初、东周。此外专家还在灰坑中发现了西汉时期的盆口沿和筒瓦、板瓦残片等。

　　村民闫世军对古城尤为关心，讲起一些文物的出土过程滔滔不绝。“原来不懂，跟着任教授学了一点。”他说，他曾见过这段城墙，也见证了考古人员对断面的研究。“当时任教授清理断面时说‘不舍得挖’，因为比黄金还要贵。”

　　一批“千秋万岁”“长乐未央”汉代瓦当，表明城内或有宫殿存在

　　城墙遗址虽然内容丰富，但要想全面揭示古城的年代，还需要借助城内建筑遗存。

　　颇为偶然的是，村办公楼施工时居然挖出了古人的地板砖和瓦当。

　　任相宏教授告诉记者，2009年东安村办公楼进行建设施工，挖掘地基时在地面2米以下发现了建筑地面，其上残存有少量的铺地砖。虽然铺地砖地面保存不完整，铺地砖的颜色、装饰也不完全一致，较为零乱，但从砖的质地、形制来看都较为规范，颇为讲究。

　　沂源县文物事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郑德平介绍说：“出土的地板砖上面还有方格纹路，很多砖颜色也不一样，应该是不同时期的。可能古城利用时间长，后期有修补。”

2009年6月，东安村新办公楼建设工地发现铺地砖。

　　基坑内采集到的遗物有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其中引人关注的有汉代卷云纹瓦当，带 “宫”、“寿”字样的文字瓦当，以及魏晋时期的莲花瓦当。很显然这是一处建筑基址，其年代为汉或是魏晋时期。基址正处在大城中心偏北处，位置突出、显要。

　　此外，专家还在城内的其他地点采集过一些建筑材料。其中就包括不少带文字的汉代瓦当，如“千秋万岁”“长乐未央”“万岁”“宫官”等。

汉“长乐未央”瓦当

汉“千秋万岁”灰陶砖

　　这些建筑材料与村办公楼出土的一致，进一步说明汉代、魏晋时期城内建筑基址的存在，还表明其规格甚高，应为宫殿性质。

　　城址外围的调查，专家发现了东安村北墓地、琵琶墓地、院峪墓地、林前墓地、长旺墓地、东桃坪墓地、东里东村墓地等。这些墓地都以东安古城为中心密集卫星分布，是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城墙有城濠，城内有宫殿建筑，城外还有墓地，东安古城俨然一座功能较为齐全、像模像样的城池。

　　一枚“盖侯马久”铁印，成为确认齐国盖邑的关键线索

　　1983年，在东安古城曾经出土了一枚“盖侯马久”铁印。该印章长 7.6 厘米，宽 7.4 厘米，高 6.7 厘米。它的出现，成为确认东安古城为战国时期齐国盖邑、西汉时期盖侯封地的关键线索。

“盖侯马久”铁印

“盖侯马久”铁印

　　11月1日，沂源博物馆馆长苏琪向记者展示了这枚铁印。“‘盖侯’二字表明了铁印的主人。‘久’字等同于“灸”，炙烤的意思。铁印是作为烙马印使用。”

　　专家认为，“盖侯马久”铁印应是西汉盖侯王信的烙马印。王信是西汉景帝王皇后的哥哥，他被封为盖侯。

　　“盖侯马久”与上海博物馆藏“遒侯骑马”印极为相似。“遒侯骑马”印被认为是存世最大的一件烙马印。对比两个侯国的建立时间，《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景帝中元三年（前 147 年）始封匈奴人李隆强为遒侯，初置遒侯国，与盖侯国的建立时间（景帝中元五年）基本同时。从篆刻文字上看，两者风格相同。“侯”与“马”两字在篆刻风格上基本相同，且印章不设边框，整体设计适应火烙的需求。

　　“这个印的出现非常非常重要，把盖侯王信的封地基本定在这里（东安古城）。”任相宏说，“同时纠正了一些文献记载的错误。”晚近的一些文献包括县志，都认为盖并不在东安。而是在东安村西边的盖冶村。“我们到盖冶村进行了大量调查，并未发现能确认盖邑的证据。盖冶村应该是汉代的一处冶铁遗址。”

　　反观东安古城，有大量汉代宫殿建筑遗迹。“我们基本上肯定，盖就是在东安古城，而不是盖冶村。”任相宏说。

　　10月22日，在淄博沂源·东安古城专家论证会上，专家们也形成了一致意见：初步确定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

　　“这次专家论证会，充分体现了考古的最大特点。考古往往可以补充历史文献之不足。”任相宏说。

　　一系列发现，有望揭开商朝第五个都城之谜

　　东安古城曾出土精美的商代青铜器：兽面纹铜铙、弓形器和铜策。其中兽面纹铜铙和弓形器均为一级文物，堪称“国宝”。11月1日，在沂源县博物馆，记者见到了收藏在此的青铜器。

在东安古城发现的兽面纹铜铙

　　铜铙，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多三件构成一组，用于祭祀、宴乐、军事等活动。博物馆馆长苏琪告诉记者，铜铙迄今为止均出土于商末高级贵族的墓葬中。

　　任相宏说，青铜铙在山东只有三个地点出土过。而弓形器，其用途很可能是驾驶马车。

在东安古城发现的弓形器

在东安古城发现的弓形器

　　苏琪告诉记者，弓形器上镶嵌有绿松石，两端有铃，摇之有声。“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挂在腰间驾驶马车的器物。”

　　“东安古城这件铜策，上面有饕餮纹，它的造型、纹饰在全国来说是最精美的一件。表明了东安古城的地位之高。也说明了车马器的存在。”任相宏介绍，“在商代有马车，说明其主人地位是非常显赫的。”这些青铜器的主人很可能是商代方国的最高统治者，地位仅次于商王。因此很多专家将这些青铜器与“商奄”联系起来。

在东安古城发现的铜策

　　商朝曾屡次迁都，商奄是第五个都城。

　　据文献记载，奄国是商朝的方国。根据春秋时期晋国史官、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著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记载，商奄是商王盘庚迁到殷都（今河南安阳殷墟）之前的“前一站”，作为国都历经三代商王：南庚、阳甲、盘庚。

　　专家介绍，“商盖”就是“商奄”，这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

　　2019年2月，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徐祥法在《天水师范学报》发表文章《商奄都邑考》指出，商代没有奄地、奄国、奄族之说，其地名、国名或族名为“盖”。直到周践奄之后,才有了“奄”。长沙理工大学学报于1995年刊发的《奄国的来源和迁徙》一文中指出，“由于周灭奄，俘奄人之强壮男子，去其睾丸，不令生育，用作奴隶以侍候主人，故叫阉人，故奄又通阉……”周人称所灭之“盖”为“奄”，显然是一个贬称。

　　文章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因与商奄有宿仇之故，鲁国人所著的《左传》《尚书序》等皆称商盖为商奄，对其有仇视、蔑视的意味。而宋国的《墨子》、韩国的《韩非子》以及楚人的《清华简·系年》皆以“商盖”相称，是因为他们与商盖之间历史上没有利害冲突，是以中立位置视之。重要典籍有的称奄，有的称盖，以致后世文献多出现奄、盖混用现象，并且奄字也就有了“覆盖”的含义。

　　传说“商奄”在曲阜附近，但一直没有发现可以证明的实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衡和济南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广仁、邵望平，都曾在曲阜从事田野考古多年，“一直没发现足以作为奄都的大型商代遗址”。

　　任相宏表示，“盖侯马久”烙马印的出土，为研究商盖（奄）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认为，东安古城出土“盖侯马久”的烙马印，虽然是汉代的，但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商代“盖都”所在地，因为地名往往有沿袭的特点。

　　大量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给我们提供了揭开东安古城前世之谜的关键线索。黄土之下，一个跨越数千年历史，经历风云变幻的古城逐渐浮现出来。

　　时至今日，在东安村，村民们仍口口相传诉说着东安的故事。在沂源县，相关部门计划通过串联多个重要历史节点，打造东安古城文化带，积极推进文物遗址的展示利用工作，让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