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兰慧

　　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特聘教授，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基地负责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获得鲁迅文学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二等奖等奖项，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山东省齐鲁文化名家等人才计划，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日前，黄发有做客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图书馆尼山书院承办的“共和国的红色丰碑——红色经典公开课”。为让广大读者更全面地了解“红色经典”的创作历程，黄发有以“‘红色经典’的编辑与出版”为题，解读“红色经典”诞生背后的故事，讲解红色作品的创作历程与文学价值。

　　“红色经典”的审美特征

　　“红色经典”的审美特征与“红色经典”的编辑与出版有着很大的关联，“红色经典”作品大多具有自传性或亲历性的审美特征。作家大多对自身所书写的生活和塑造的人物都非常熟悉。例如，很多研究者认为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身上有作者杨沫的投影；柳青对《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则非常了解。在小说《红旗谱》中，梁斌依据自身在保定二师的一些经历进行某些情节的书写。杜鹏程写《保卫延安》时，也是将自己做战地记者时所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根据。

　　除了创作的自传性，“红色经典”作品也大都继承着本土的文学传统。小说的形式方面，阅读《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红色经典”作品时，读者可以发现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从小说语言方面，很多“红色经典”作品都继承、发扬了中国本土的小说语言传统。其中，不乏借助方言进行写作的作品，例如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便用到很多方言俚语。此外，不少“红色经典”作品还书写了各地区的风俗民情，深度地描写当地民间的文化传统，这也是对本土文化传统的一种宣扬。

　　“红色经典”另一个审美特征则是塑造英雄或新人形象。《创业史》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背景下，塑造了梁生宝这一新时代农民人物形象，作家在塑造人物时深刻地注意到人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着力书写出一个具有高度觉悟的新人所经历的成长过程。作品还塑造了一个次要女性人物形象素芳，父亲年轻时被坏人引诱去赌博抽鸦片，因此家道中落，素芳又不幸被镇上流氓诱奸而怀孕。为了遮丑，草草嫁给梁生宝的邻居。这个人物还深刻地影响了陈忠实对《白鹿原》中田小娥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素芳和田小娥这两个女性人物身上都具有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新时代进程之中农村变革的重要性。

　　《红旗谱》中的朱老忠与严志和等人物形象身上都具有一定的英雄性。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围绕家族展开叙事的作品很多，最经典的当属《红楼梦》。而《红旗谱》这本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从中国传统家族叙事框架中梳理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小说采用家族叙事的形式对当代文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保卫延安》写到了彭德怀与周大勇两个人物形象；《红日》则塑造了人物群像，但是小说中也存在识别度较高的沈振新、丁元善这两个人物形象，两部作品都是塑造革命英雄之作。《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是一个女性知识分子，这部小说经常被解读为成长小说。小说中塑造的余永泽、卢嘉川等人物形象，在不少研究者看来都存在着现实生活中的原型。《红岩》塑造了江姐与许云峰等正面人物，包括一些负面人物形象。《林海雪原》重点塑造了少剑波与杨子荣两个人物形象。此外，“红色经典”还建构了内涵是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革命诗学。

　　历经多番修改打磨

　　从整体而言，“红色经典”的创作、出版、改编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倾注着作家和编辑的心血。例如，在杜鹏程《保卫延安》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敏锐地意识到作品的特殊价值和意义，称其为“一部史诗的初稿”。冯雪峰曾三次邀请作者到家里彻夜长谈并交换修改意见对作品精雕细琢，他还亲笔为《保卫延安》起草《出版说明》，并撰写了两万字左右的《论<保卫延安>》，高度肯定作品“在英雄史诗上的成就，在我们创作上就有一种新纪录的意义；它的显著的创造性，显然有推进我们现实主义创作运动的作用”。在黄发有看来，作为“红色经典”开篇之作，《保卫延安》开启了关于革命战争的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冯雪峰的贡献不应被埋没。

　　吴强的《红日》是中青社的作者沈默君介绍给江晓天的，此前吴强先将稿件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没有音信，后来吴强跑到出版社要回稿子，亲自送到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交给文艺处处长马寒冰，过了半年也没有消息。中青社很快把它作为重点书稿处理，并安排熟悉山东解放区情况的文学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做责任编辑。

　　黄发有介绍，“红色经典”的书稿大多都经过了编辑大幅度的修改与加工。面对文学基础较为薄弱的稿件，一些“红色经典”作品的编辑只能与作者协作，甚至亲力亲为，对稿件进行修改与加工。一些书稿干脆推倒重来，进行改写和重写。

　　“青山保林”中的另一部作品《林海雪原》的编辑出版过程也颇费周折。作者曲波对初稿进行一次修改后，认为只读过6年书的自己改起来吃力，期待得到编辑部的帮助进而让作品脱胎换骨。编辑龙世辉投入3个多月时间，对书稿进行深度加工。小说出版面世后很快脱销，反响热烈。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王任叔（笔名巴人）曾经调阅书稿档案，逐页比对原稿和修改情况，看完后在原稿留下批语：“应该这样改。”1958年，《文艺报》《文学研究》发表的有关《林海雪原》的评论，总体上肯定其艺术贡献。

　　多样化改编助力传播

　　“红色经典”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与跨媒介传播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红日》等具有代表性的“红色经典”都曾被改编成电影，且大多由名导演执导，在“红色经典”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青春之歌》于1958年出版后一直好评如潮，巨大的发行量就足以证明读者的喜爱和认可，电影导演崔嵬又把它搬上银幕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前后用时仅5个多月，由彭真亲自审查样片，电影公映后获得了巨大成功，北京各家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甚至24小时上映，杨沫和林道静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此外，因“红色经典”作品中的插图与故事形成互文性的特点，连环画改编也是红色作品传播的方式之一。1961年7月起，由贺友直绘、董子畏改编的《山乡巨变》连环画（前三册）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陆续出版，并于1963年获得第一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的一等奖。1964年6月，本着“供连环画初学者、连环画爱好者及连环画家观摩、研究和参考”的原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山乡巨变》连环画中摘选十二幅，与《铁道游击队》《白毛女》《红岩》等选页合并出版。摘选过程中，出版社也对原作的脚本进行了一定的修改。由于董子畏于1962年去世，《山乡巨变》连环画第四册由新吾改编并于1965年出版。

　　黄发有从作者和出版机构两个角度总结了“红色经典”编辑与出版过程中的一些启示，“红色经典”写的都是作者熟悉了解的内容，深入生活是有必要的。不同的“红色经典”作品写法是不一样的，因而现实主义创作需要创新，同时要与编辑密切合作。同时，对于出版机构而言，则需要在发掘新人、尊重作者、跨媒介协作与传播等方面进行一番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