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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的甲午年

2021

09/15
来源:

大众报业·大众日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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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刘公岛

  一朝被贬,余生羁旅。张佩纶恐是外放的清流人中仕途生涯最不济者,晚景以“诗人终老”。

  贬谪是张佩纶人生轨迹的重大拐点。而后,张佩纶与宦海保持距离,但作为“局内之人”,对诸多大事件的认识,毕竟非外人所能及。其在1894年所写关于甲午海战的日记,折射出悲戚不断的家国之情,亦在不经意中,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难得的观照视角。

  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

  1888年5月,张佩纶告别了在张家口戍边的生涯,进入李鸿章幕府,与李鸿章的小女儿李菊耦结婚。婚后,他住在北洋督署中,过着诗酒唱和的生活。因与李鸿章政见不合,他对公事少有参与,却十分关注国事。

  在张佩纶存世的日记中,有多处关于甲午时局的记载。1894年4月,朝鲜东学党起义,中日两国出兵朝鲜,事平后双方军事对峙,战争一触即发。增兵还是撤兵,成了一道摆在清政府面前的难题,由此引发清廷内部一场主战与主和的争论。

  此时,张佩纶尚未发表意见,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以兵胁朝鲜,欲使之为自主国,不认中属。合肥(注:李鸿章)甚愠,与幕僚集议竟日。余废人也,所谋未必合时,殊为愤懑,姑无言预坐而已。”

  愤懑积压久了,张佩纶还是忍不住提出见解——先班师示弱以骄敌,再大举未晚也。他提出,先撤兵的目的是为备战赢得时间,这与李鸿章一味退让、消极备战不同。在清廷内部主战呼声日益高涨,英俄调停未果的情况下,李鸿章也只好趋于主战。张佩纶虽主战,可对缺乏将才的现状深感忧虑:“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也。”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突袭中国海军,击沉我运兵船。张佩纶闻知,更加忧虑:“枯坐竟日,念倭事无人,势将大挫。顾无权可以振之,闷闷而已。”

  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李鸿章环顾北洋无将才,有让张佩纶出征之意,但因“戚不敢荐,内而枢臣忌嫉,外而淮军骄惰”,张佩纶也念及十年前在马尾兵败之往事,把握不大,所以力辞之。

  9月,正在平壤之战全面打响之际,盛宣怀和淮军将领贿买御使端良奏劾张佩纶干预公事,对战事不力负有责任,请将其驱令回籍以免贻误事机。9月10日,光绪皇帝批复道:“革员张佩纶获咎甚重,乃于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钦此。”

  内忧外患,祸起萧墙,李鸿章的恼怒可想而知,他立即上奏折为张佩纶辩护。但光绪帝不为所动,朱批:“张佩纶获咎甚重,李鸿章何得再为剖辨、仍令回籍,不准在该督署中居住。”

  事实上,张佩纶虽身在督府中,为避嫌而比较注重分寸。况且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许多事李鸿章对他秘而不宣。张佩纶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五六月间,合肥或择要相告,后则不见者几一月,虽欲赞画挽救,亦力不从心耳。”

  对于甲午之战,张佩纶指出:“此番若屈于倭,西洋蜂起,中国无以自立,即彼仅求得朝鲜,从此罢兵,渤海已失其半,烟台、乐亭均展轮一日可到,卧榻之旁,有人酣睡,吾辈尚得安枕耶?”

  闻倭船来图威海

  甲午腊月二十六日(1895年1月21日),张佩纶在日记里写道:“闻倭船来图威海,有自荣成登岸之说。”

  此日,一场暴风雪将刘公岛银装素裹,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踱出寓所大门,一路往东行至提督府。龙王庙、码头、海潮声,甚至连提督府前斜挂的黄底色青龙红日旗,皆不在他的关心范围之内。

  碎琼乱飞的雪花轻盈地落在丁汝昌的脸上,心情沉重的他举头南望,茫茫大雪中的威海南炮台,形势堪忧。威海卫陆路清军总统领戴宗骞正移缓救急,从北岸炮台5营淮军中抽调3营兵力,火速赶往荣成方向阻击日军。

  1月28日,日军逼近威海南岸,驻守威海南北两岸炮台的淮军几乎全部在南岸设防,与日军恶战。两天后,寡不敌众的南岸炮台全部沦入敌手。

  张佩纶得到这个消息时,已是2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雪止,晴寒,闻威海南岸龙庙嘴炮台不守。”

  2月1日,在威海卫城里远望南岸群山,一面面太阳旗依稀可见。此时,还可以隐约听到西郊的隆隆炮声。前一天夜里,寒风凛冽,当戴宗骞蜷缩睡在冰冷、黑暗的北岸炮台弹药库里时,他手中仅存一营守军。丁汝昌派来的200余名水军援兵,趁黑全部逃往烟台。

  面对人去楼空的北岸炮台,戴宗骞一脸惨淡。眼下整个北岸炮台仅剩下自己率领的祭祀台炮台内19名官兵。狂风恶浪中,丁汝昌乘舢板来到北岸,猝然目睹炮台内的情景,心情恶劣的他半晌无语。

  最终,丁汝昌艰难地作出决定,与其资敌,不如自毁。丁汝昌命几名水兵一拥而上,将戴宗骞从炮台旁架走,北岸炮台残存的守军也随同撤入刘公岛。同时,丁汝昌招募奋勇的兵丁,携炸药乘船至北岸炮台,将大炮、火药库尽行炸毁。这帮兵丁刚完成任务回到船上,日军平行而至,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北岸炮台。

  正是在这码头上,戴宗骞被当值的水兵从船上搀扶下来。身穿已抹得很脏的青面羊皮袄,头戴一顶瓜皮帽,还缠了一条手巾,面色十分难看,他对搀扶他的水兵说:“老弟,谢谢你们啦!”接着长叹一口气,自言自语说:“我的事算完了,但看丁军门的啦!”是夜,戴宗骞吞鸦片自尽,痛苦弥留至深夜而逝。

  2月3日,消息从威海传到天津,张佩纶在日记中写道:“闻威海北岸亦失,戴宗骞遁。”

  合肥殊坦然,不以为危

  1895年2月2日,风煞雪停,天气转晴。当天,日军进入威海卫城。至此,威海陆地全失。偌大个刘公岛,成了汪洋中一叶孤舟。日军用占领的南北岸炮台,反击舰、岛,清军伤亡惨重;日军还从海上连连发动进攻。

  2月9日,日军再度强攻,丁汝昌亲乘“靖远”指挥反击,不幸“靖远”被南岸炮火击中下沉,丁汝昌落水后被救起,仰天叹息“天使我不获阵殁也”。10日下午,丁汝昌、刘步蟾下令将搁浅的“定远”用水雷炸毁。当日午后,刘步蟾来到部下住处,恰好看见“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写下“千古艰难唯一死”七字,推案一笑,于当夜服鸦片自杀。

  据时人回忆,2月10日,丁汝昌望着威海陆地方向,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而当时山东省军队主力一直收缩在登州、莱州一带。云贵援军被李秉衡截留,变成了他加强登州防御的力量。

  2月11日,丁汝昌在督率众舰,击退日军再度发起的强攻后,没能盼来援军。深夜,水师提督府门前拥满了等待最后消息的军民。时间慢慢地滑到子时,所有人都知道了结果,他们已被彻底抛弃。面对岛上“水陆兵民万余人哀求活命”,心力交瘁的丁汝昌服鸦片自尽,兑现了予其生路的许诺——“生路”就在他死后。

  14日,威海降约正式签署。17日下午4时,“康济”舰载着戴宗骞、刘步蟾、丁汝昌等人的灵柩,在汽笛的哀鸣声中,凄然离开刘公岛铁码头……北洋水师就此覆灭。

  对照威海卫的战事,张佩纶日记如是记载:“2月8日,阴,闻刘公岛失守,海军尽没,于是登旅门户尽为倭据矣……合肥自请罢斥,未知中旨若何。”此时,消息还有夸张之意,丁汝昌尚在威海顽强地支撑着。

  到了2月11日,张佩纶听到不同的传闻:“阴,微雨。闻刘公岛未失,船尚存,四远鱼雷艇及六镇全沉矣。”

  确实,2月11日,刘公岛尚有一丝喘息之地,可绝非张佩纶想象中那么乐观。

  2月14日,张佩纶在日记中写道:“雪,夜大风……合肥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职留任处分,授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议和。王文韶署直督北洋大臣。雪中,内人归省,合肥殊坦然,不以为危。”妻子带回来父亲李鸿章的消息——“坦然”“不以为危”。

  作为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李鸿章于1870 年开始规划北洋舰队,最初的想法主要停留在“固守海疆”的层面。然而随着日本的强盛,日本的数次挑衅使李鸿章逐渐有了海权思想的启蒙。此时,李鸿章表露“坦然”,是故作镇定,还是看透一切,令人费解。

  2月15日,张佩纶得到确切消息,在日记中写道:“连日狂风,冰未能遽解,殊闷人也。闻丁汝昌、刘步蟾均死,刘公岛已不守。夜,赞臣馈肴四器,来话行事,殊有别意。”

  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

  1895年3月初,张佩纶从天津启程,往南京去。在日记中,有多处关于李鸿章在甲午海战失败后的记载。2月24日,“晴。赞臣来,夜仲彭过谈,示合肥电,知倭欲甚奢,各国助劝不能用力,请帮办不允”;2月26日,“连日虽不废书,而心绪纷如,殊无所得”;3月7日,“巳刻合肥至浦口相见,午后归。”至于会面的内容,张佩纶没有透露;3月10日,“伯行自南来,随合肥赴倭者”;3月25日,“闻合肥已于巳刻出洋”。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举国愤慨,张佩纶亦无比悲愁。他致信给李鸿章,认为条约必将引起列强瓜分中国,提出“变法尤在变人”,变法必先废约。若不废,内地通商厘捐及海关各税均必大减,洋债无法偿还,“度支竭于上,民力困于下,外患未已,内乱将生。更从何罗掘钜款,以为变法之资乎?”他还建议李鸿章用偿还日本的赔款与三国密约,分购三国兵船,借用洋将来与日本作战,以转败为胜。

  “此数条篑(佩纶号篑斋)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篑之血,亦有菊耦(佩纶妻、李鸿章女)之血;非惟篑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幸公审察之,毋自误也。”张佩纶在信末写道。

  张佩纶对于乱世诸多变革反思,在1884年便有端倪。当时,他曾辛辣地抨击李鸿章等洋务官员:“二三老成,惟以采买洋枪炮、定制铁船为自强之术,即自强矣,而非自强也。”当时,他对洋务活动进展缓慢、收效甚微,表露出深深不满。而北洋水师覆灭,更印证了他最初的看法。

  自迁居南京后,张佩纶没有留下日记,而是避世不出,以读书治学消愁,但“忧伤君国,往往中夜起立,或被酒泣下,寝以成疾”。

  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听到这个消息后,张佩纶突然咯血升许,还坚持给李鸿章写信,谋划对策。此后,李鸿章保荐张佩纶随办和约,朝廷著赏翰林院编修办理交涉。

  张佩纶再次北上入李幕,但对官衔坚辞不就。和约告成后,李鸿章等再次保荐张佩纶,清廷以四品京堂起用,张佩纶又坚辞不就。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签字回府后大口吐血,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两个月后逝于北京。这位“裱糊匠”,其人生终点时之甘苦,张佩纶最能体会。

  此后,张佩纶回到南京,越发苦闷,常常纵酒,至1903年2月4日在金陵寓所病故,享年55岁。在直隶总督袁世凯“候补四品京堂张佩纶病故”的奏片上,光绪帝只写了三个字——“知道了”。

责任编辑:姜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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