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振兴乡村文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山东于2018年5月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及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5个分方案。其中，《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方案》明确要求，继续实施乡村儒学推进计划，推动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等，让齐鲁大地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出新的活力、焕发出新时代的气息。

济宁是孔孟故里、儒学原乡，历史悠久，传统文化资源丰厚。近期，山东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心、济宁市委宣传部、济宁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曲阜传统文化示范区推进办公室，就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以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开展了联合调研。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传统文化，积极促进新与旧的融合

通过对35村庄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济宁市以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形成了以下一些经验做法。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传统文化，积极促进新与旧的融合。

传统文化在农村的活态性存留，具有很强的生活性、随意性、流动性。除专门性的移风易俗类宣传活动之外，还需要在各种特定场合，以新的价值观念进行潜移默化的融入。济宁市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坚持以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最终标准，对各类有形和无形传统进行挑选，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有实际介入能力的规范化手段，使其适应新时代。这一做法一方面有效刹住了婚丧嫁娶铺张浪费等突出问题，减轻了村民在经济和人情上的不必要消耗。另一方面在有形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物证展示、无形民间习俗践行的各种场合，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容进行融入。虽然仍存在一定刻意性宣传的痕迹，但已基本理顺了“新”与“旧”、“历史”与“当下”之间的联系，为传统文化承载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历史任务积累了地方性经验。

各种自发性制度和组织塑造文明乡风，加强基层组织带动力。

传统文化在某一区域内社会群体心目中的地位，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更高意义上是整个社会历史所形成的集体性认同。这一认同可能是历史积淀的有力延续，也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转型期价值缺失的被动性滑行。但无论如何，如果要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就必须以相当的集体性权威，替代原有历史积淀等因素形成的旧有权威。济宁市在乡村振兴活动中，主要通过组建红白理事会、“和为贵”调解室等村民自发性组织，或者制定邻里和睦、勤俭持家、德业相劝等集体性乡规民约，将乡村的各项生活事务、民俗活动纳入正轨。曲阜市防山镇钱家村，一方面设立了党员管理制度、联促制度和党员划片定岗联户制度，力求做到知民情、通民意、连民心；另一方面通过组建红白喜事理事会，为村中去世人员统一撰写悼词，并作为资料进行保管，从而将农村居民的重要礼俗生活纳入正常轨道，同时也探索了乡村基层组织带动与村民自发组织、自我约束之间的互动联系。

在本地传统中寻找可利用的形式，切实提高百姓认可度。

从区域上说，济宁市属于鲁西南地区，儒家文化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无论是个别需要城郊融合的村庄，还是大部分面临集聚提升的村庄，都对传统儒家文化形成了较强认同。这构成了济宁市农村文化工作的突出特点。在推行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济宁市十分注重对原有文化价值系统、文化表现形态、特定文化称谓与习俗的尊重，坚持以百姓可接受的方式推行文化，以百姓能认可的价值宣传文化，寓“新”于“旧”，以“旧”促“新”，“新”“旧”融合，积极探索提高百姓参与度、强化百姓幸福感获得感的实际渠道。以唐村镇新乡贤评选活动为例，其是以选拔一批引领型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为总目标的，但以“新乡贤”为意象开展活动，并辅之以“敬老幸福餐”“乡贤恳谈会”等传统形式，则大大提高了本地居民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同时也密切了人才同本地社区的联系带动作用。由此可见，乡村社会治理、文化振兴的突破口，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以多高的物质利益对目标群体进行奖励，而是以集体的权威性，充分给予先进者以肯定，提高先进个人在当地的名誉，从而做好引领性、引导性传播。

以具体到户到人的方式强化百姓道德感、荣誉感和获得感。

乡村熟人社会有其自身的道德规范，济宁地区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染下，形成了崇德尚义、注重名节的文化传统。激发村民个人心中的道德感、荣誉感，使其能够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体会到自身的存在意义，拥有更多的获得感，是济宁地区树立良好社会氛围、引导优秀思想价值观念落地的重要举措。曲阜市息陬镇北元疃村、邹城市中心店镇溪湖厂村等多个村庄，充分发扬姓氏文化、家风家训传统，普遍设立了“笑脸墙”“姓氏墙”，将本村居民的照片进行集中展示，并配以各家确定的家风家训，十分鲜明地将新时代道德文明要求、传统形式与村民个体联系起来。邹城市唐村镇王炉村还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村中考上大学、参军入伍的人员，同历史上有贡献的乡贤放在一起进行陈列，使通过考学、参军走出村子的年轻人对家乡有更多认同感、自豪感和荣誉感。曲阜市息陬镇北元疃村，采取了以较高比例评选优秀家庭、五好家庭的举措，并规定每读完几本书，便可以免费领取食用油、食用盐等小微物质奖励，虽然奖励人数较多、范围较广，但评选的先后顺序、力度大小已经能够在全村树立正面的价值标准，有利于团结大多数村民共同投身乡村建设活动。

坚持文化参与同建设现代治理体系的有机性联系。

济宁市通过对各种礼俗活动的集中管理，不仅使铺张浪费等不正之风难以露头，长远来看也具备很强的文化治理功能，对塑造乡风文明、安定有序、安居乐业的乡村社会环境也有很大作用。同时，各项传统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也是正向纾解村民生活压力、引导村民树立良好生活方式的重要方式。曲阜市石门山镇张庄村，组建了60余人的演出队伍，演出秧歌、高跷等多种民间艺术，每年到吴桥镇参加演出3-5次。通过各种文化活动的开展，有效带动了风气净化，骂街等不良社会活动明显减少。而济宁邹城市唐村镇孔家河村，充分利用本村说唱戏曲的文化传统，以说唱戏曲方式，将新农村、新乡贤的各种要求编进词里，唱出来、演出来，让村里百姓乐于传播。乡村社会拥有比城市社会更强的整体性特征，因而无论是习俗活动还是文艺活动，其组织和施行的方式更加突出地显示了某种教化和塑造的作用。村集体对各种习俗活动的集体讨论、集体决定，对各种文艺活动的集体组织、集体参与，都是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为乡村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参照的经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乡土社会、融化于乡民血脉，可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突破口

山东人口数量较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农业生产占据重要地位。济宁市在乡村文化振兴中遇到的问题、受到的挑战、解决的方法，对全省具有一定的借鉴启示意义。具体来说：

乡村文化振兴须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传承的集聚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植根于乡土社会，融化于乡民血脉。

传统文化是乡村千百年来由内而外生长出来的文化形态。现代文化、城市文化、商业文化虽然能够影响到乡村，但仍无法动摇传统文化在乡村的绝对主导地位。乡村文化中传统文化不可撼动的地位，并不是说乡村文化一成不变、雷打不动，而是说乡村具备不同于城市的特殊文化形态和接受方式，乡村文化振兴不光要有外来文化的输入，还要积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内而外地完成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价值构建。

在乡村文化振兴中，选择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作为突破口，更容易入耳入心，更容易取得共鸣共识，更容易以乡土情怀汇聚众力众智，更容易以乡土特色激发创意思维、探寻特色实践之路。同时，也应根据时代和发展的要求，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破除陈规陋习，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乡村文化振兴须以乡村文明建设为重点。

中国传统文化很大意义上是伦理文化，其核心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山东是儒家思想的发蒙之地，齐鲁文化特别是鲁文化，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一伦理性特征，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思想富矿。

济宁市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积极开掘儒家文化、乡村历史、民俗文化、村规民约、家规家训等传统文化资源，为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社会治理、产业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撑，显现出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文明建设的丰沛潜能。济宁地区的经验证明，在现代道德文明的约束下，传统文化完全可以以新的面貌，为当下的乡村振兴提供不可替代的强大精神动力。以千百年来传承的礼俗为例，不宜进行简单的提倡或取缔，而是应当在现实情况中，对其各方面社会价值进行具体考量。不符合的，坚决取缔或者引导至正轨；符合的，坚决提倡并积极促成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融合。对于反映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各种实物，也不宜进行简单的被动陈列，而是应发挥其乡土性特征，通过各种方式将物品变迁历史与乡村社会进步历史进行结合，让新一代乡村人看到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历史中对乡村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

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性作用，推动形成自我运行、自我发展、融于日常生活的良好文化生态

乡村文化振兴须切实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文化是人的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乡村社会真正落地，乡村文化要真正走出衰败、走向振兴，既需要党委政府加强支持引导，更需要广大民众真心信奉、实心践行、用心创造。

同城市文化相比，乡村文化拥有更强的整体性、流动性、日常生活性和无意性识，不同习俗、要素之间具有十分细密、黏稠的潜在联系。这一性质决定了“一阵风”、运动式治理难以取得乡村文化振兴实效。对此，需进一步调动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以百姓切实关心、了解、熟悉的方式展开各类文化工作，积极在旧有的、不合时宜的意义之上覆盖新的意义，以形成自我运行、自我发展、融于日常生活的良好文化生态，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

乡村文化振兴须充分运用新兴媒体。

当今技术条件下，媒体传播方式发生了较大变革。在乡村空间中，除原有的“大喇叭”、广播、电视外，微信、直播等新媒体也开始参与到农民的日常交流活动中来。目前，各种媒介形式在农村社会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并不存在某种媒介已完全替代其他媒介的情形。传统媒介以其集中性、历史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反而在很多场合更加适合于农村工作的开展；而如何在乡村文化振兴诉求下进一步占领新媒体阵地，也是迫切需要引起思考的问题。

乡村文化振兴须积极探索集约之路。

乡村文化建设，首先要从保障农村基本文化权益出发，扎实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服务供给的均等化。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按照区域文脉机理、适应村居整合集中的趋势，规划打造一批特色文化区、文化带，在区内集中打造具有辐射功能的文化中心村(居)，以中心村（居）为支点打造文化精品村，形成点(文化精品村)——线(中心村)——面(特色主题区)相结合的文化格局。

乡村文化振兴须坚持一元主导、多样发展。

乡村文化振兴是时代命题，但由于历史传统、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人口结构、文化基础等差异，乡村文化必然存在着“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差异性。因而乡村文化振兴工作，要在坚持一元主导的前提下，推动多样发展。

在文化建设方向上，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建设内容则要充分尊重本地文脉的特殊性，紧密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文化机理予以推进，着力打造具有地方底色的实践样板。

在组织领导方式上，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同时大力培育、积极吸纳各方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繁荣局面。

(“济宁市以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联合调研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