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要素的级别，决定了发展的层次

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讲话中，有这么一句：“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要素、动力、动力系统。简单一句话，大有深意。

骑马而行，离不开草料；驾车疾驶，离不开汽油；火箭冲天，离不开燃料。

道理很浅显：要素的级别，决定了发展的层次。

因此，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过程，就是发展中的高端要素不断涌现、升级、集聚的过程。

平日里浏览新闻，大家都不难注意到：无论是全国各大城市不断掀起的一轮轮“抢人大战”，还是世界科技巨头间已日趋白热化的“专利竞赛”，抑或中央出台的各领域、全方位的金融体制改革，其着眼点，都在“高端要素”四个字上。

换句话说，要在当今世界的发展竞争中取胜，离不开一流的人才素质、前沿的科技创新、发达的金融体系。只有使这些高端要素加快集聚，并使之实现优化合理配置，才能充分推动高质量发展。

（2）要素供给：高质量发展的“痛点”

当前，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人才、科技、金融等关键要素的短板仍较为突出，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撑能力还不够强。

可以说，要素供给制约问题，已是当前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痛点”。

首先，科技创新瓶颈凸显。

我国人均研发经费较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2018年我国人均研发支出为211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6、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1/5，与德国、瑞典、韩国、日本等创新型国家相比差距也非常大。

从研发人员密度看，我国每万名劳动者拥有研发人员数量为48人，而丹麦则高达213人，韩国、日本、德国等国平均为每万人140人-168人，约为我国的3-5倍。

其次，金融体系支撑能力不足。

一是信贷与GDP“喇叭口”扩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下降。

二是直接金融和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整个金融体系中传统银行占比较高，服务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等发展的现代金融培育不足，导致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高。

三是部分金融创新偏离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金融机构套利业务和理财、信托等通道业务的创新，过度强调对利润的追逐，而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实体企业融资成本。

最后，人力资源存在结构性供需矛盾。

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丰富，但是，丰富的人口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

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专业人才队伍大而不强、缺乏世界级科技大师和“高精尖”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脱节等问题凸显，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面临人才瓶颈制约。特别是在高学历人才供给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3）将庞大的体量，转化为要素的质量

发展要素的质量不高，固然是个大问题。不过，我国经济在体量上已有了巨大的规模，只要利用好这个优势，完全可以将体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

因此，在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加强高端要素培育，提升要素供给质量，可以有如下几种路径。

首先，加大科技创新要素培育。

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和行业领军企业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力争在制约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亟须攻克的重大技术、事关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核心技术或“卡脖子”技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原创性前沿重大技术等重大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其次，加大现代金融要素培育。

积极发展科技银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鼓励国有银行开展中小微企业服务，形成大中小组合、国有民营外资多元的银行体系，扭转信贷资源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错配现象，促进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需求衔接匹配。

最后，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战略，着重解决教育脱离经济发展和高技能人才等短缺问题。

通过改革传统人才评价、考核和激励机制、加大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方式，吸引一大批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团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大幅度提升中职教育中通识教育水平，增加通用技能和综合能力培养，推动中职教育复合化和多元化，培养更多学习型、复合型、创新型、社会型的劳动者。

（4）以“要素协同”破解“要素错配”

仅有动听的音符，奏不出醉人的乐曲。同样，在现代产业链的构建过程中，如果想更好发挥高端要素的关键作用，还必须重视“协同”。

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新世纪新时期，一些科技成果转换速度非常快，一些新产业爆发释放出巨大能量，使我们意识到必须推动要素集合，推动协同创新，形成创新力量。”

这两段话，都不是无的放矢。当前，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要素错配矛盾凸显，配置效率不高。

首先，科技资源错配现象突出。具体而言，存在“三个错配”现象。

一是领域错配。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支出的比重长期固定在5%左右，而美国为19%，日本为11.3%，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

二是主体错配。政府研发经费主要投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投向企业的比例偏低。

三是行业错配。大量政府资金投向新兴产业领域，而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研发支持不足，导致部分传统产业错过转型升级的机遇窗口期。

其次，金融资源错配问题严重。

近年来，我国在流动性总体宽裕的背景下，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表明金融资源错配问题严重。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需要的资金得不到金融部门的有效支持，致使实体经济发展困难。

最后，人力资源错配问题突出。

目前，我国人力资本配置不合理，无论从高层次人才专业结构，以及所学专业与从事工作的匹配度看，人力资本过于投向金融和虚拟经济领域的现象比较突出。

要素之间不够协同，怎么破？

破解制度性障碍，构建高效的协同发展机制——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例如，强化科技创新引擎机制、顺畅现代金融服务机制、健全人力资源资本化机制，等等。

(作者：盛朝迅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产业政策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