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山东巡抚周馥开始，安徽建德的周氏家族和青岛的联系，至少延续了三代。除了蔓延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的种种瓜葛，连接起这个庞大家族与青岛以及后来之商埠城市的重要纽带，是一些成规模的商业投资。

周氏家族

作为青岛本地最早和最大的华人家族投资集团之一，具有天然政治资源的周氏家族，通过包括华新纱厂在内的多种经营，长时间扮演了华人实业领袖的角色，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周氏财富时代。

周馥和青岛最早的联系，发生在1902年。那一年，他作为清廷地方大员，完成了对德国青岛租借地史无前例的政治破冰之旅。之后，周馥即上疏奏请在山东铁路、矿山购买华股，1904年促成了济南和周村两处商埠的开放。1912年前后，周馥曾有举家迁居青岛的计划，并且事实上在青岛也生活了一段时间。

周氏在青岛进行的投资活动，主要包括周馥与儿子周学熙购买沧口德华丝绸工业公司的土地和厂房，以及建立华新纱厂。

真正让华新纱厂取得大发展的是周学熙的次子周志俊。周志俊，1918年开始出任华新纱厂见习董事，1925年升任常务董事，主持厂务。

当时，四方和沧口已有六家日本纱厂，形成了对华新纱厂的包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周志俊在华新纱厂废除封建式管理，推行科学管理，同时在山东高密、安丘等地开办植棉试验场，推广美国斯字棉种，建立可靠的原料基地，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产品质量明显提高，一些产品更是曾获美国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优秀产品奖。

经周志俊苦心经营，华新纱厂逐年扩充，到1937年青岛实施焦土抗战政策前，已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棉纺织工厂。

纱厂的时代变迁

但是，华新纱厂的发展，并非一直顺风顺水，与同时期许多工业企业一样也遇到时代性困扰。

1935年8月4日晚上，华新纱厂700多名工人突然罢工，形成严重的劳资对立局势，经多方调解才平息。据说，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正在青岛山海关路休养，时任青岛市长沈鸿烈很害怕华新纱厂声势颇大的罢工运动，会扰乱了汪精卫的美梦，因而自己一夜难眠。

1938年4月，华新纱厂被日资强迫收购，改称“国光纺织株式会社青岛第二工厂”。1941年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编辑的《青岛银行会社要览》记录，国光纺织株式会社青岛支店所在地，为青岛市外沧口大马路3号，代表人是日本人平井恭造。

据日方史料记载，自收购日到1939年底，华新纱厂已拥有纱锭4.4万枚、线锭8000枚、布机500台，考虑到国民政府焦土抗战政策，以及青岛民众针对日资企业所实施的抵制和破坏行动，可见当年华新纱厂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抗战胜利后，华新纱厂得以恢复生产，但是已不再有往日的辉煌，在内外交困之中，踉踉跄跄走到了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而国营青岛第九棉纺织厂的诞生，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今天，尽管作为样本的华新纱厂早已烟消云散，但是，围绕着周氏家族和这个纺织企业的兴衰故事，依然是解读青岛近现代工业经济发展历程的重要坐标。

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