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9岁参加八路军，为肖华做过内勤员，为罗荣桓送过信，后加入蒙山特工队，他出色的情报工作，间接导致了数千敌人的覆灭

　　抗战胜利60周年时，记者初次采访高廷光。

　　5月10日中午，记者接到来自临沂蒙山脚下卞桥镇北安靖村的电话：“高廷光去世了，临终前还念叨你。”

　　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除了悲伤还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孤独感袭来，不停地来回踱步之后终于难掩夺眶的泪水。他不是我的亲人，也已经89岁高龄，我何以如此悲伤？

　　在长达14年的追踪采访中，他向我展示了一段历史，让我能够与一个陌生的时代隔空对话；他向我展示了一种人格，让我在卑琐狭隘时能够感受到坚韧与宽厚；他给予我一种友谊，没有功利没有压力只有精神的交融……

　　被人背着参加八路军

　　5月11日一早，记者叫上临报集团平邑工作站的闫超，急急赶往北安靖村。车窗外，平原变为小丘，小丘隆起为大山，轮廓越来越高大硬朗，大山里的故事再次浮现于眼前。

　　高廷光在指认蒙福寺战斗遗址。

　　为什么9岁就参加了八路军？记者初见高廷光，是在他家东侧大槐树下的石碾旁，当时正值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

　　1939年深冬的一个夜晚，费县早期党员刘玉伦悄悄来到高廷光家。原来，他家是我党的堡垒户，父亲、二叔、三叔、奶奶、母亲全都加入了共产党。日伪军得知情况后，将他的三叔杀害在村子的北头，还把高家的屋墙用铁锹别得四分五裂。妈妈只好抱着女儿回了娘家，二叔到江苏投奔了新四军。9岁的高廷光和奶奶高卜氏相依为命，承受着他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痛苦与重负。

　　刘玉伦对高卜氏说，让这个孩子跟部队走吧，怕的是汉奸对他斩草除根。作了简单的交待后，刘玉伦背起高廷光向西而去。唯一的孙子离开了自己，高卜氏不禁老泪纵横，小高也在刘玉伦的背上偷偷抹着眼泪。

　　他们来到了保太镇的大夫宁村——八路军115师政治部的临时驻地。在这里，他成为肖华将军的贴身内勤员。肖华安排人教他识字、打枪，看他不讲卫生甚至亲自教给他怎样洗脸。

　　背着他参加八路的刘玉伦，一年后在“肃托”运动中被鲁南三地委划为“托派”，押往地委的途中神秘失踪，估计是凶多吉少。直到1987年，他才得以平反。

　　与两位女性的情谊

　　记者的车子继续前行，进入柏林镇地界。沧海桑田，早已不见抗战年代的痕迹。但是，柏林村南一处叫“石崖前”的地方，几十年来仍保持着旧貌。

　　飞鹰队用过的九节鞭、马灯。

　　石崖上形成一处天然的舞台，当年来自济南大银行家家庭的辛锐，常在这里自编自导自演抗战小话剧。据高廷光回忆，辛锐初来蒙山的时候，穿着黑色皮鞋、白色长袜，走到哪里都有一帮孩子围观起哄。

　　辛锐在蒙山前宣传抗战，高廷光受指派担任她的警卫，这是她接触的第一位革命女性。辛锐刷的标语大家都爱看，因为上面配着栩栩如生的漫画。

　　大青山突围时，辛锐被打断了腰骨。党员聂凤力把她捆在门板上，再背起门板藏到山洞里。一次出来换药时，辛锐被日军打死。

　　1972年，辛锐的妹妹辛颖重回大青山，高廷光前去陪同为辛锐扫墓。高廷光说，辛颖一整天没有吃饭，临走时抓了一把坟上的土，摘下一串坟旁的栗树叶。

　　在115师的时候，组织上为他选了一个搭档：比他大几岁的陈秀英，行动时二人以姐弟相称。与辛锐不同，陈秀英出身贫苦，只身从宁阳来蒙山参加抗战。

　　一次，二人接受了一项任务：到泰西给首长送信。她俩挑起一副担子，把信藏在一个棉花缒里。陈秀英带了几根火柴，以便在万不得已时把信烧掉。走到磁窑的时候，他们被巡查铁路的日本兵发现。鬼子一边询问一边吓唬他们，拿出刺刀拉开捅人的架式。二人坚持说他们是姐弟俩，来走亲戚的。

　　这时鬼子看到了他们带的粘糕，边哄抢边往嘴里塞。高廷光冲上去与他们争夺。正是这一争夺，使鬼子放松了警惕——普通的孩子才会这么做，如果是真正的敌人，谁会在乎这点粘糕。

　　2017年，再次采访高廷光。

　　他们辗转见到了两位首长——董鲁、和平，后来才知道首长正是115师的政委、代师长罗荣桓与陈光。

　　后来，陈秀英被刘黑七俘获并关押。小高装作亲戚前去探望，他隔着窗户与陈秀英交谈了七八分钟。陈秀英说：“回去告诉咱娘，我活不成了”。不久，陈秀英被活埋。

　　解放后，高廷光长期为陈秀英的烈士身份奔走呼号。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陈秀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高廷光步行去参加她的追悼会，走一路哭一路。

　　在特工队的日子里

　　日军大扫荡后，肖华带着高廷光突然出现在高家。廷光的母亲看到了首长和离开了两年的儿子，不由得百感交集。肖华却告诉她，要把小高送给蒙山大队。廷光的母亲一边为他们做饭，一边不停地暗自流泪。

　　仅仅一顿饭后，肖华与高廷光就起身奔蒙山而去。小高的母亲，远远地跟在后面，悄悄地送了很远。

　　展示与彭雄夫人吴为贞的信件，彭雄原为八路军津浦路东支队司令员。

　　高廷光上山后，加入了蒙山敌工部，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蒙山根据地决定成立特工队，高廷光成为其中年龄最小的队员，任务是搜集、传递情报，一时间被称为“活电台”。

　　在这里，他结识了特工队那些“另类”的大哥哥——双手使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张西柱，身背大刀、脾气暴躁、人送外号“炸弹”的宋美续，黑暗中能看清物体的“夜猫子眼”范成玉，会说日语的杨德……

　　特工队神出鬼没，出其不意，搅得敌人坐卧不安，遂得到了一个响亮的称号——“飞鹰队”。

　　记者的车子驶过温水，见北面的浚河流水潺潺，河畔杨柳依依。据说，原来浚河水势汹涌，河面宽阔。高廷光曾三次游过浚河，来温水给刘黑七部队的副大队长彭西彬送信，策动他“反水”。彭西彬毕竟是刘黑七的铁杆，眼前这个14岁孩子的生死，其实就在他的一转念间。

　　最后，彭以伪大队的名义，向刘黑七写了一封假情报，大意是：日军对刘产生不满，欲派20架飞机、60门大炮轰炸其驻地，刘应迅速转移。

　　2018年12月时的高廷光

　　刘黑七信以为真，很快离开固若金汤的老巢，在蒙山前四处流窜，处处挨打，被逐步削弱。1943年11月，刘部队即伪和平救国军第三师，被八路山东纵队一旅三团歼灭在费南柱子山。

　　记者的车子驶过上冶，“平、仲、梁、冶”曾是蒙山前四大镇，如今的上冶店铺林立、商客如织，仍显出与一般乡镇不同的气势。当年，这里曾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还有日军情报机构——红部。

　　飞鹰队的行动目标是，弄死这里的伪军大队长杨立堂。高廷光以卖香烟做掩护，找到了开药店的张五娘，在她的引领下见到了伪军副大队长刘金奎，并将根据地的信交给他。信上说，今晚行动。小高临走时，拿到了刘金奎绘制的地图。

　　晚上，飞鹰队穿着十军军服来到南门，声称奉命找杨立堂商量事情。等候在此的刘金奎命令放行，并带领他们来到据点里的四合院。

　　高廷光与原飞鹰队员宋美续（左二）

　　“夜猫子眼”范成玉带着窦元胜来到堂屋，看到墙上挂着把日本军刀，就顺手把它取了下来。两人一个握住刀把，一个握住刀鞘，猛地一用力把刀拔了出来。范成玉按住杨立堂的头，窦元胜从杨的两腿之间把刀捅了进去。杨立堂抽动了几下，死了。

　　住在南屋的鬼子听到了动静，误以为门口的杨德是他们的哨兵，就问怎么回事？杨德用日语回答，杨队长在玩麻将。

　　负责断后的宋美续，自作主张引爆了40斤的炸药包，城墙上有30多个鬼子伪军被炸飞。

　　一路行驶，一路思绪翻滚，那些鲜活的身影仿佛还在山中，奔跑、跳跃、砍杀……停下车子，走到山脚，却又看不到任何踪影。只有蒙福寺的一处炮楼底座，仿佛还隐藏着过往的碎片。

　　1944年6月的一天，高廷光来到岳家村，找到了一个名叫“实在”的乞丐，求他一起到日伪蒙福寺据点去讨饭。他们衣衫褴褛，各持一根打狗棍，看上去又憨又傻。

　　“实在”缠着伙房的人要馒头时，高廷光东游西逛来到了副队长张东海的房间。高廷光拿出了一块瓷片，与张东海对上了暗号。随后，高廷光拿到地图，与“实在”一同离开了。

　　根据地图得知，敌人比较顽强的部分在据点西北。八路军对西北发动了佯攻，敌人不断加强西北面防御的时候，八路的山炮冲着据点的东墙开了三炮。敌人想掉头防御东面，张东海仍不断向西北调兵。

　　敌人的东围墙跨掉了，战士们像潮水一样涌了进去，攻陷号称“115师也奈何不了的”蒙福寺据点，全歼伪军第七大队。

　　过了后东庄，就快到北安靖村了。后东庄，是宋美续的家乡。抗战胜利后，他就复原回家种地养牛。文革中，杀敌太多的他被汉奸的后代反诬为汉奸，吊在屋梁上毒打。当时在平邑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的高廷光，急忙要求到卞桥公社担任社长，救了宋美续一命。

　　北安靖村的东北角，还是那棵大槐树下，还是那盘石碾旁，不见高廷光老人站在那里向记者挥别，却只有他的遗像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

　　“告诉大东记者，我走了。”高廷光临终前对子女说，他仿佛在向我转述：我的故事结束了。

　　1987年离休后，他就一直住在村里。2005年记者找到他时，他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的故事里没有后悔、没有抱怨、没有自傲，有的只是经历磨难后的坚韧与宽厚。

　　他带走了一段历史，像浚河中的流水，逝者如斯；他停留在我们的心中，像蒙山直立的岩石，坚韧不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