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禹村文化广场上，835位老人团坐在一起吃“百桌宴”，到霸王湖边，101户农民拆掉围墙自掏腰包提升农家乐，再到莫干山下，128位民宿老板签订自治公约抱团发展……浙江省湖州市五县（区）十村采访归来，本报记者深切感受到，这些农村不仅有绿水青山的自然生态，还有和谐稳定的人文生态。

　　欲求发展，必先稳定；乡村振兴，前提就是乡村治理。千村千副面，万人万条心，说起来是治村，其实是聚心。一个村子的治理既需要决心、魄力和勇气，更需要智慧、谋略和办法。湖州市选出带头人，搭好村班子，掠过皮毛，直指基层矛盾根源，换来了社会治理层面的“金山银山”。

　　选好一个人，带富一个村

　　乡村治理需要“能人”带领。当下，有些农村“两委”班子知识结构偏低，思想观念落后，对乡村治理、乡村振兴非常不利。

　　湖州市强化对欠发达村书记的培训，发挥好兴村（治社）名师的帮带作用，采取异地交流挂职、组织跟班实训、开展互学互比等形式，提高他们经营村庄、发展集体经济的本领。要求各个区县抓好村书记轮训工作，确保每名村书记每年至少参加1次县以上集中培训。去年，安吉县探索村社干部异地交流挂职，选派24名村社干部到杭州拱墅区、绍兴柯桥区、诸暨市开展为期1个月的挂职锻炼。

　　“能人”治村，一方面要挖掘、培养守在村里的人，另一方面要把在外地经商、打工的本村人请回来。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证明，很多农村致富能人、农民企业家具备超前的发展思维，对市场经济认识到位，对产业发展往往有真知灼见，他们虽然人在外，但对家乡的感情始终没有变，如果能够创造条件，把他们吸收进基层党组织，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7年前，把企业做到1.5亿元年产值的杨祥春回到负债150万元的家乡南浔区双林镇向阳村干起了党总支书记。他没有按“规定动作”改建老旧的村部，而是先高标准建了幼儿园，一直到现在村里洋房林立，村部的改建依然没有排上号：“一个穷村要是先把村部建这么漂亮，老百姓会怎么想？老百姓不信任，有什么想法都实现不了。”

　　民心聚起来，事业就成功了一半。在杨祥春的带领下，向阳村端起生态饭碗，“经营农村”，通过全村土地流转开展农房集聚项目、集体和村民入股成立生态水果创业园、创办苗木合作社等举措壮大集体经济等举措，曾经的“老大难”落后村走上了乡村振兴之路!

　　“选好一个人，带富一个村”，是湖州市欠发达村“摘帽”的重要经验。近几年，全市实施“万名贤人回乡计划”和农村优秀人才“雏雁计划”，“下深水”引进本土带富能人、复员退伍军人、本土大学生等优秀人才回乡任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德清县开展“名誉村主任”选聘，推动产业、资金、人才等要素向农村集聚，全县共聘任“名誉村主任”148名，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带动引进各类项目87个，落实资金1.1亿元。

　　党员都带不好，怎么带群众

　　农村这样的现象不稀罕：我是党员，你村干部对我不好，到选举的时候我这一票就不选你。以至于好多村干部对党员毕恭毕敬，本来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结果成了围绕着“权力”服务。

　　安吉县天子湖镇高禹村反其道而行之。“为权受制于人，为民一马平川。”村党委书记李更正说，“要是连党员都带不团结，咋还指望老百姓和你一条心？”高禹村对党员干部教育、惩罚两手都要硬。对两次无故不到会、不请假的党员，进行约谈。对长期不参加组织活动的，劝退转走。要求党员每人每年至少要做两天的义工，“在入党宣誓的时候，为党都能献出生命，两天义工还不能做？”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乡村振兴将步履维艰；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乡村振兴便会蹄疾步稳。通过有效管理，高禹村党员干部形象邋遢、不守规矩、会上抽烟等现象渐渐没有了。党员干部积极性上来了，去年带头拆迁、做群众工作，一举拿下了天子湖高铁新城建设项目。

　　要聚民心，先聚党心。针对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既要做好减法，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又要做好加法，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高禹村是由三村合并而来，共有174名党员。“要是按原来的自然村划分支部，那就人为把三个村分开了。”村党委副书记、村主任柯红标介绍，村党委打破常规，按年龄层次下设4个支部，相同年龄层次的人有共同语言，更能把党员凝聚在一起。高禹村还有一条规定：村“两委”每2个月就要与退休的老党员、老干部进行一次座谈，向他们汇报工作，请他们指出缺点，并给予帮助。“老干部虽然退下来了，但是余威还存在，我们是合并村，有很多话村干部不好说出来，他们就能去说。”柯红标说，村里很多工程项目都是依靠老干部才凿开突破点、啃下硬骨头。

　　把权力还给老百姓

　　2016年，高禹村开始实施以“所有决策村民定、所有决定都签字、所有讨论都参与、所有财务都公开、所有干部不碰钱”为主要内容的“五个所有”村级事务运行规则，让普通群众对村级权力的运行听得到、看得见、说得上。

　　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着办，这是高禹村乡村治理的核心。过去两年，高禹村村内42个村级项目建设，全部经过村民代表讨论和表决通过后予以实施。2017年上半年，村里选出52名经常对村里工作不满的村民成立民主监督理事会，理事会拥有参加村党组织会议、村“两委”联席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财务审议会议等权限，对村级事务、民主理财、工程管理、村务公开等进行监督。对一些找关系拿工程的人，李更正对他们说：“我们村‘五个所有’说了算，老百姓才是最大的官，找我没用。”古人讲，“见和同解，诫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利和同均。”高禹村的乡村治理之道也促成了一套“六和敬”良性循环：2018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了829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超400万元。仅在岁末“百桌宴”上，高禹村委会就向村里835位老人发放了近百万元红包。

　　现在，不少农村的治理还停留在喊口号、定规矩上，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发展、稳定、和谐等方面没有作为，只顾在矛盾的表层隔靴搔痒，费了不少力仍不见效果。因此，地方政府和乡镇村干部首先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的角色，把握准“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尺度。2014年，莫干山周边兴起民宿产业，大量年轻人开始回乡创业，从2016年到2018年，仅仙潭村的民宿量就激增到128家。通过发展民宿致富这是民意。然而，一窝蜂似的建设也导致了民宿品质的下滑，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为了规范市场，顺应民意，德清县不仅鼓励当地成立自治性质的民宿行业协会，还第一时间发布《德清县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以及民宿行业自治公约。引导而不主导，在德清县民宿行业协会副会长沈蒋荣看来，党委政府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发展环境。

　　顺民意当然不是“百依百顺”，农家乐雨后春笋般冒出，党委、政府要做的是摒弃小农思想，提供大格局、大规划。长兴县水口乡一方面拆掉农户家围墙，拓展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叫停农家乐审批，控量提质，保住生态环境的大基础。去年，这样的顺民意让全乡游客量达到353万人次，同比增加12.1%，农家乐户均年收入达73万元。水口乡景区管理综合办公室主任张宇华说：“大家都忙着在家数钱，谁愿意闹矛盾打官司？”

　　附3月29日大众日报11版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