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然翻出一本旧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祖国丛书：五代史话》（沈起炜著），其中有两小节文字中提到一个历史人物冯道的掌故，叙述颇为有趣。

　　唐末相继出现的五代和汉末三国有相似之处，都是分裂和兴废战争十分频仍剧烈的时代，五代比三国乱得更厉害。生活在这个大时代的冯道，其处世哲学自有其典型、复杂之处。

　　冯道是五代时期一个不倒翁式的大官僚。他祖籍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很有才学。《资治通鉴·后周纪》说他是“累朝（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八姓）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另外还做过契丹的太尉。五代时帝王军阀易位如走马灯，百姓生灵涂炭，许多以文人路径入仕的官僚不知所措，进退失据，处境狼狈。而冯道却始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官运亨通，不能不说是个乱世异数。

　　人活世上，总有一套哲学主宰其思想，指导其行动。冯道晚年自称“长乐老”，其处世哲学在他临死前所作《长乐老自叙》中作了坦白：“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这通冯氏Rap一言蔽之，就是自寻其乐、自得其乐的乱世“长乐”哲学。

　　冯道的“长乐”哲学真是儒家入世哲学和老庄出世哲学的“杂交优质品种”。体现在冯道身上，就是既要当官，又不要负太大的责任；谁当权伺候谁，对谁也别构成威胁。

　　首先是讲究说话艺术。他曾作过一首《咏舌诗》：“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能不说话就不说，实在必须说，说出来也要模棱两可，让人家抓不住话柄。有次晋高祖石敬塘咨询他军事问题，他利索地回答：“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守历代成规而已。”一推六二五，担干系的事才不谈自己的观点呢。这正是在专制政权中只做高官不受害的避祸妙诀！

　　其次是看得清官场如戏台，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不装傻充楞就混不下去。辽兵灭晋后，他厚着脸皮朝见辽太宗耶律德光。辽太宗知道他不倒翁的档案记录，很不礼貌地问他究竟是个什么老子（玩意儿），他自骂是“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又献媚说“此时佛出世也救不得百姓，只有皇帝救得”。辽太宗说什么也没想到堂堂中原的大文人、大官僚飙起贱来会是如此嘴脸，咋舌之余，还是让他照旧当他的太尉。冯道之为人处世，于此可见一斑。

　　尽管冯道一生老谋深算，三缄其口，最后还是祸从口出，官因舌丢。

　　后周世宗柴荣上台后，欲亲征北汉，并自比唐太宗，扬言破汉好比以山压卵。这时，73岁的冯道已经伺候了十多个君主，很快就要死了，从来没有据理力争过什么问题，这次却一反常态，以一个乱世没落老朽的口吻冷冰冰地发言：“不知您做得成唐太宗否？不知您做得成山否？”这下子顶恼了只有34岁的英气勃勃的皇帝，一道手谕打发老头子到新郑修陵当闲人去也。两个月后，冯道病死。一辈子就正儿八经谏此一事便靠边站了。可笑可叹。

　　对冯道的评价，自古便有两种迥异的观点：《旧五代史》认为他的行为，“郁郁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司马光所编《资治通鉴》则认为他“为大臣而无廉耻”，是乱天下、亡国家之根苗。孰是孰非，后学不敢妄论。只是知道冯道这种乱世文人薪尽火传，累世不绝。

　　梁漱溟先生当年曾有一首讽刺当代某大老的七律：“淡抹浓妆勇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吹对召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谁都看得出，这是在讥笑那位官至“参知政事”的大学者、大诗人。梁先生风格，话刻薄了些，但很多人由衷认同，代表了一类知识分子对另一类知识分子的不屑。

　　其实冯道这个人倒是出身耕读之家，年轻时品行淳厚，勤奋好学，善写文章，且能安于清贫。平时除奉养双亲外，只以读书吟诵为乐事，即使大雪封门、尘垢满席，也能泰然自若（《旧五代史·冯道传》）。他一生于政治无所建树，但却耗20年心血完成了唐朝石刻《九经》的雕版印行工作，在乱哄哄的五代于文化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梁先生所讽之文人，与冯道大类。事实上，身处乱世，明哲保身，乃人之常情。你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做方孝孺吧。与其做肮脏政治的牺牲品，倒还真不如保留一点读书种子哩。

　　正是：

　　沐心开卷，

　　尽把兴衰览。

　　将相凋零王孙散，

　　辜负凌云肝胆。

　　何必再羡封侯，

　　且题诗壁西楼。

　　伫看章台细柳，

　　依然风摆悠悠。

　　——调寄清平乐·观史

　　作者：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