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缴纳田赋丁役被认为是百姓应尽的义务。田赋一般按田亩征收，丁役按丁口征调，各有标准。但是，繁重的赋税让百姓苦不堪言。

　　康熙年间，农民反对以丁派役，提出“随地派丁”主张，却遭到富豪的强烈反对。双方为此僵持不下，矛盾变得日益激烈，尤其是在人地矛盾尖锐的山东地区。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16年），康熙帝就说：“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

　　为化解矛盾，康熙帝推行“盛世滋生，永不加赋”的政策，但丁银征收方式却没得到落实。

　　山东地区作为人地矛盾最尖锐的省份，当地官员也在积极思索如何解决税赋难题。雍正元年（公元1722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因管辖境内各地连年遭遇旱灾，民生艰难，便上奏朝廷请求将丁银摊入地亩征收，以解民困。这是地方官员第一次提出“摊丁入亩”的建议。

　　当时，雍正帝还没有做好接受巨大转变的准备，认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岂可草率从事”。他非但没有采纳黄炳的建议，反而责备他“冒昧渎陈”，驳回了他的奏请。

　　不过山东巡抚黄炳是雍正帝倚赖的心腹重臣。赴任之初，雍正帝要求黄炳积极调查山东仓谷案。在黄炳的奏折中，雍正帝对黄炳直抒胸臆，要黄炳不遗余力惩治贪腐分子，即使“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作个穷人，方符朕意”。

　　所以黄炳的奏折被驳回之后，雍正帝也开始了认真的思考，逐步接受了摊丁入亩的主张。黄炳为了减轻山东百姓负担，接着连上几道奏疏，为摊丁入亩作辩护。

　　一个月后，雍正帝又接到了直隶巡抚李维钧的上书。李维钧要求在直隶州内，将丁银并入田亩之中征收，认为这“实在是对贫民百姓大有益处”，请求雍正帝“乾纲独断”，批准他在辖区内施行。

　　地方官员的接连表态，让雍正帝意识到此事关系重大，没有急着驳斥，而是将黄炳和李维钧的奏疏交给户部讨论。他还明确指出：“此事尚可少缓，更张成例，似宜于丰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时，以便熟筹利弊，期尽善尽美之效。”

　　四个月之后，雍正帝终于批准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全部摊入田赋中，造册征收。自从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后，山东、河南、浙江、安徽等省也纷纷推行。

　　摊丁入亩是封建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保证了朝廷钱粮收入，也改变原来丁、地分征赋役不均的状况。无地少地的农民，可以不负或少负赋税，并把原归农民的部分税款转摊到地多丁少的地主身上。普通百姓的负担得以减轻，生活质量得到一定程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