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在曲阜举办的尼山论坛，更像是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的“主场”。

“前不久有人问我，到尼山来过多少次？我在曲阜学习工作了37年，如果算每年来三次，大概有一百多次，但有时候一个月就来三次。这是我比很多儒学研究者幸运的地方。”他幽默地说。

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杨朝明应邀在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记者：您工作的地方离孔子非常近。孔子有三千弟子，追随者众多。外国人也很崇拜孔子，现在研究儒学的人越来越多。文明冲突下，学者们都力图从儒学中寻求解决之道。能分析一下原因吗？

杨朝明：的确是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我们理应对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内涵和现实意义有更深入的认识，“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充分的“文化自知”。

儒学的产生有广阔的背景。中华文化就像一颗生生不息的大树。人们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时期，但它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而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繁盛期、高涨期。此前，中华文明已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近四十年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惊人发现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和较高发展水准。“百家争鸣”其实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夏、商、西周“三代”已经是“有道”时期，已经是中国文化形成与确立的时期。

中国的先民们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在中华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之辞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在与世界互动中，他们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变”“道弥益而身弥损”之类的道理，讲究注焉不满，酌焉不竭，当位而行，允执厥中。

看清中华文明的绵延之路，探悉中华文明的深远辽阔，就会看清：早在孔子以前数千年的“三代之明王”时期，中华文明就已经为人类确认了坐标。中华“先哲”“先王”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的关系，为人类谋福祉，系统而完备。如果更多走近中国早期文明，看到它的高度和深度，就可以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不仅是嘹亮的呼唤，更是洋溢的动力。

记者：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从中华文化的智慧中汲取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智慧，贡献“中国方案”，很多国内外学者也纷纷探讨回应。您认为这种文化自信从何而来？

杨朝明：回顾传统聚焦当下，在儒家看来是天然之举，因为儒学本身就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而且在我看来，孔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大家，他的思想、生平，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诸子百家”中，孔子最重视对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凝练提升，故而更具有生命力。孔子以后历代思想家思考世道人心，都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弘扬，所以，孔子才被尊为“万世师表”，他创立的儒学才影响更加久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孔子自幼好学，“好学”成就了“博学”。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显然，孔子的“思想高峰”立于三代时期的“文化高地”。所以柳诒徵先生说：“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梁漱溟先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思想的不在“一时一地”，它包含了“天地之美”“万物之理”“古人之全”，所以《庄子》说“内圣外王之道”是“道术”而不是“方术”。

孔子的自信，源自他对礼乐本质的把握，源自他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思考。有弟子问“十世”以后的治世之道是否可知，孔子说别说“十世”，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孔子认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无非就是人心的端正，就是在人们心中筑起道德的堤防。夏、商、周三代，礼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损益”，但礼的根本精神永远不会变。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他治理中都仅一年时间，便成为各地诸学习的样板。鲁国国君问孔子：用你的办法治理鲁国，怎么样？孔子说：“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孔子相信自己的为政方略有广泛的适用性。

由“中都”而“鲁国”而“天下”，这是空间的放大；由“三代”而“十世”而“百世”，则是时间的绵延。这显示了孔子思想的“时空维度”。他的高度与宏阔可见一斑。

孔子倡言“内圣外王之道”，主张推己及人，修己安人，明德新民。孔子弟子请教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孔子认为这个字应该就是“恕”。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张请教“行”，问如何才能使自己到哪里都能通达。孔子说应当“言忠信，行笃敬”，说话忠诚守信，行事庄重严肃。

记者：你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文化自信”源于充分的文化自知。那么您认为目前我们的儒学研究阐发、传统文化的普及实践工作，能做到“自知”吗？

杨朝明：我举两个小例子。孔子说过“君子不弃”。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讨论君子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有人发言说：孔子排斥器物之学，中国近代科技落后挨打，是因为孔子的学说。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职教教材编写，有人提到：孔子学说和职业教育格格不入，因为孔子说“君子不器”。

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在儒学的研究、普及这两方面，都有人存在误读。如果“君子不器”是轻视器物之学的意思，那孔子说过“君子藏器於身”怎么理解？“器”的意思，就相当于我们的手机，当善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如果不善加利用，再好的东西也枉然。

我们有是非选择，要懂方向。当然，光懂方向也不行，得迈开脚步，大踏步走。从学者到普通群众，都要明白“道前定则不穷”，就是西方思想家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力量需要方向”。要有能力，也要有道德自律作出选择。

思维模式标识、代表着价值取向，决定着行动走向。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视荣誉与责任高于一切，兼顾多方利益；遵循并行并育，没有相悖相害；信奉“创造、分享、助给”，创造在自己，分享给他人，助给予弱者。孔子儒家关注根本，将个人的修养放于中心点，反求诸己，从而聚焦于发展，聚焦于成长。扩而充之可保四海，反此甚至不能事父兄。这样的思维并不东张西望，没有左顾右盼，而有深邃的动力和发展的持续性。

中华文明价值取向清晰，更可贵的是，它以“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来落地。全然思索古与今、我与世界、价值观与方法论。这样的思维模式，成为通往中心坐标的最优路径、至佳选择。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面对纷纷扰扰的多元追求，有德之民族，有德之国度，有德之文明，像北辰灿然居中，这应该正是中国在世界中的文化坐标。我们要认清自己的文化方位，思索中华文化的竞争力，思考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忙于为“优秀的传统”制作“得体的时装”时，还要更多地在认真理解“优秀的传统”上下功夫。

许多人在世界文明面前感到迷茫、在西方文明面前感到卑微，缺少的是对自身文明符合历史真实的认知。理解到了这一点，才能达致真正的文化自信；惟其如此，才可以与全人类共享中华文化的伟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