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石敢当”仍然是一块普通石头，而当石头有了人的属性。各种各样的神话和传说便应运而生了。传说故事的大众化、地方化，使得石敢当信仰和习俗有了更强的传播力，愈发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在明代，杨信民写了一本叫《姓源珠玑》书，说“石敢当”是五代时的—个勇士，为保护后晋高祖石敬唐，在格斗中死去。

　　查阅《旧五代史》可知，《姓源珠玑》说的是后唐皇帝愍帝因潞王李从珂造反而出逃，与当时担任河东节度使的石敬瑭在卫州相遇。唐愍帝的左右想谋害石敬瑭，石敬瑭的心腹将领刘知远就派了一个叫“石敢当”的勇士，袖子里藏着铁锤，随侍在石敬瑭的后面。

　　果然，唐愍帝和石敬瑭议事中发生冲突，石敢当为保护石敬瑭与唐愍帝的左右侍卫格斗而死。后来刘知远带人拥入，杀光了唐愍帝的左右，并把唐愍帝软禁起来。若干年后，石敬瑭做了皇帝，就是历史上那个为了取得契丹的支持，自称“儿皇帝”的后晋高祖。

　　在正史中，涉及石敬瑭这段往事时，有如下记载：会愍帝出奔与晋高祖遇于途。遂俱入卫州泊于邮舍。愍帝左右谋害晋高祖，帝（指后汉高祖刘知远）密遣力士石敢袖槌立于晋高祖后。及有变，敢拥晋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门。敢寻死焉。帝率众尽杀愍帝左右，遂免晋高祖于难。

　　与《姓源珠玑》不同，这位勇士名叫“石敢”，而非“石敢当”。另外，可以想象，为无耻的儿皇帝卖命而死的人，怎么会得到民间的崇拜，奉为驱鬼避邪的神灵呢？由此可以断定，“石敢当”为五代的勇士之说，不可凭信。

　　而在晚清经学家俞樾的《茶香室续钞》中，记载了这样一则关于“石敢当”的资料——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新县治，得一石铭。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魇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今人家用碑石书曰“石敢当”三字镇于门，亦此风也。按此则“石敢当”三字刻石始于唐。

　　通过俞樾的记载可知，早在唐代的福建莆田就已经出土“石敢当”刻石，比五代石敢的事要早一百多年。这一方面证明了《姓源珠玑》所说的来历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信息：最初的“石敢当”刻石可能作为石铭被埋在地下。

　　在敦煌文献中，也有找到一些埋植刻石的记载。著名民俗学家高国藩在其《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中国民俗探微》中，对唐开元年间流行的镇宅石民俗有如此解释：“凡人居宅处不利，有疾病、逃亡、耗财，以石九十斤，镇鬼门上，大吉利。”“人家居宅已来，数亡遗失钱不聚，市买不利，以石八十斤，镇辰地大吉。”

　　由此看来，埋植石头的风俗演变比较清晰：从西汉乃至以前，民间便有在房屋四隅埋坚硬不易腐朽的石材，以达到镇宅避鬼的预期；后来慢慢演变发展为在石头上镌刻“石敢当”三字铭文，加强石头镇邪的声威。而最初是埋在地下，进而演变为制成石碑立于地上，在街巷家屋要冲之处，用来敌挡妖魔鬼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