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章丘是中国考古的摇篮之一，著名的龙山文化就是以这里的城子崖遗址命名的。海岱地区汇聚淮河和古济水，为《禹贡》兖州、青州和徐州之地，在上世纪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其考古发现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20多年来，这一地区的史前考古新发现较少。也因此，山东章丘焦家遗址的考古发现就格外令人振奋。今年4月被评为“201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最近《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又在国家博物馆开展，给了大众认识、了解和释读这一考古文化的机会。

　　2016年至2017年在遗址中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和环壕，在海岱地区时代最早，为龙山时代诸城林立的盛况找到了本地的源头。以前，大汶口文化墓地较多，但房屋遗存只有零星发现。焦家目前虽然发掘面积小，但已经显露出连间房屋，成排布局等基本特征，为讨论大汶口文化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

　　墓葬的发现尤其引人注目。大汶口文化墓葬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但在焦家，因为精细的田野工作，高等级墓葬棺椁制度被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已经日趋完备，也极具特色的海岱墓葬礼仪的认识。玉器的大量出现最引人关注。无论随葬玉器墓葬所占比例，还是玉器在随葬品总数中占的比例，都超过了已发现的其他大汶口墓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前认为大汶口不重视玉器的看法。可见在大汶口中晚期开始，受到与良渚文化持续交流的影响，玉器在礼仪系统占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田野工作揭示出了复杂的聚落演变过程，包括居住区变为墓地、大型墓葬被人为毁坏等。以前多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其他地区动荡整合之时，海岱地区持续稳定发展。但上述现象提示我们：该地区大汶口中晚期的社会组织和礼仪制度发展同样经历了剧烈社会变革的洗礼。

　　更重要的是，焦家遗址的发现激发我们从各地区文化互动的角度思考距今5000年到4000年间中华文明形成的波澜壮阔的历程。

　　距今6000年至5000年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区同步发展，描绘出满天星斗的灿烂画面。并且，因为各地区的密切交流，形成了张光直定义“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最初的中国”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距今5300年前后，以红山文化、仰韶庙底沟类型和凌家滩遗存的衰落为标志，这个相互作用圈进入动荡整合期。距今5000年，大致形成了“西高地”和“东平原”的东西并立格局：西北地区因庙底沟人群的扩散，开始大范围互动，东南地区则表现为良渚文化的兴起、大汶口文化的持续发展和龙山时代的形成。距今4500年，与尧舜传说契合的陶寺文化崛起于晋南，距今3800年，与夏王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勃兴于河洛。

　　考古学家苏秉琦曾以“西高地”的视角，诗意地描述了庙底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碰撞，河套地区因素南下催生陶寺，进而产生了二里头这一“中国”形成路径。但早有学者强调大汶口文化夸父追日般的西进引发的东西碰撞的深刻影响。山东大学的考古学家栾丰实即指出，陶寺玉器中的钺、刀、璧、琮和圭，绿松石镶嵌器、鳄鱼皮鼓，还有毁坏大墓的特殊习俗均为东方因素。此次焦家的考古资料印证了这些推断，并以大量玉器的发现，消除了对大汶口文化是否重视玉器，是否有能力传播玉礼制的疑虑。焦家居岱宗之北，古济之滨，溯水西上，经太行八陉中最南端的轵关陉，可直达山西曲沃，进入陶寺核心区。

　　焦家遗址的发现再一次强力提醒我们，在陶寺文化形成过程中，对东方礼制的吸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在中国相互作用圈这一广大的背景下，才能理解距今5000年至4000年大汶口、良渚、龙山、陶寺和二里头诸文化的递进兴衰发展和其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位置。

　　一段时间以来，在更广大的欧亚大陆青铜世界体系的视角下观察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日渐流行，但似乎有强调以青铜冶炼技术为标志的外来影响的作用。

　　不过以焦家遗址的发现为代表的考古也提示我们，中国相互作用圈内部的互动才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础，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才成为这个所谓“青铜世界体系”内唯一光荣绽放的文明之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