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省份贵州,近年在发展大数据这个新产业上爆了个大冷门。　

　　贵州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贫困人口居全国前列,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全国排23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欠发达省份,却与大数据产业紧紧联系在一起:首个“中国数谷”、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皆是花落贵州。并且以大数据为引领,加快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在数据产业领域一骑绝尘。

　　“贵州懂我”

　　独角兽企业“货车帮”,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物流”信息化平台企业,本由成都团队打造,却花落贵阳。每当人们问起CEO罗鹏,为什么最终选择贵州?他的答案始终如一:“贵州懂我。”贵州干部懂得大数据、懂得大数据企业的所思所想。

　　说起“懂”数据产业,贵州人首先提起一个人:陈刚。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景亚萍说,2012年,发达国家开始布局大数据产业。2013年,时任北京市委常委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正是陈刚把大数据介绍到贵州。陈刚调任贵阳的当年,中关村贵阳科技园正式挂牌成立,贵阳开始借鉴中关村经验,发展大数据产业。2015年,中国发布指导大数据发展的首个国家顶层设计,全国各地纷纷开始建设大数据产业基地。此时贵阳已先行一步。

　　慧眼识珠者只是把火种引进来,要让烈火燎原,需要更高层面的决策,并且一任接着一任“烧”下去。发展大数据产业很快成为贵州省委的案头工作。从2013年至今,贵州三任省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干,接力绘起大数据发展蓝图——从最基础最接地气的数据中心、呼叫中心,到“高大上”的大数据交易中心、大数据博览会,一路走向产业链中高端。有关人士对记者表示,贵州发展大数据的这种“接力赛”,省委还要继续跑下去。

　　将好的发展模式、蓝图持续下去的最可靠办法,是将之上升为法规。一个个开全国之先河的法规在贵州接连萌芽开花:2016年,开创全国大数据立法先河；2017年,全国首个政府数据资产管理登记办法印发；2018年,全国首部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地方性法规施行。而且,这种立法势头还在旺盛保持着。

　　毕竟是西部省份,各种基础条件不如人家,贵州的“笨”办法是:“物质”不好用“人”补。“货车帮”CEO罗鹏讲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2016年夏天,贵阳经开区管委会主任送他一本《集装箱改变世界》,提醒他研究物流集装箱化的趋势,这促成了“货车帮”与全世界最大集装箱生产商的合作。“在那个时候,他已从一个产业的扶持者变成了产业的推动者,从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变成了融入产业的创新创业者。”

　　只有主要领导“懂”不够,还要培养千百万懂大数据的干部。贵阳出台“十百千万计划”,对全市1000名干部进行大数据专业知识培训。贵州贵安新区大数据办发展规划处副处长王娅说,许多干部最开始对大数据“心存疑虑”,慢慢了解后仍“疑信参半”,真刀真枪干起来时“渐入佳境”,慢慢累积到“豁然开朗”。而现在对大数据,则是“信心十足”。

　　栽得梧桐树,引得“贵漂”来

　　发挥已有的天时地利条件,补长基础设施的短板,精心谋划产业发展路径,是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另一个特点。

　　大数据产业需要适宜的温度。贵州“八山一水一分田”多山的劣势,在这里变成发展大数据的优势条件。在贵安新区的数据中心,几乎不用开空调,只需纳入外部凉风即可。富士康绿色数据中心连空调都省了,直接在山里挖了山洞。

　　大数据产业都是耗电大户。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重要能源基地,贵安新区对大型数据中心用电价格开出了0.35元/千瓦时的电价——远低于现行上网价。这对企业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当华为把全球数据中心放在贵州时,总裁任正非说:“我不要你们什么优惠政策,数据中心放在贵州,本身一年就可节约上亿元电费。”

　　通过引来行业领军企业,带动产业链上成千上万的企业落户,也成为贵州这个缺乏人才、技术、资金省份发展大数据这个新产业的有效方式。中国通讯业的三大运营商来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纷纷将自己的南方数据中心建在贵州。苹果、富士康、腾讯、华为等世界五百强企业也来了,纷纷把数据中心、区域总部放在贵州。龙头带动的力量不可小觑。目前,贵州全省大数据相关企业从2013年的不足1000家增长到8949多家。

　　“云”上有了加速度,脚下的“路”也应畅通无阻。长期以来,基础薄弱、网络不健全、“最后一公里”不畅通被认为是贵州交通的三大“顽疾”。但近年来,贵州交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并提前3年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目标,成为西部第一、全国第九个县县通高速公路省份。在对外交通网络构建上,短短3年贵州的高铁运营里程已超过1200公里,贵阳北站成为西南地区最大枢纽主客站。

　　交通短板缓解后,人才短缺成为贵州大数据产业链发展的最大隐忧。产业引人成为贵州首当其冲的人才解渴之道。“货车帮”CEO罗鹏讲的另一个故事,发生在企业名不见经传时,公司招聘员工无人理睬,甚至被怀疑为皮包公司、搞传销的。当地人力资源局负责人却陪罗鹏到职业院校“站台”,当第一批学生要从贵阳到广州的集中培训地,又是政府工作人员陪着老师把学生送到实训地,2015年那次招聘也成为了“货车帮”最重要的人才储备。

　　栽得梧桐树,对金凤凰的吸引是巨大的。今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党工委副书记潘军带着3名政府官员,上门找到了贵州树精英教育有限公司CEO余月清。“他‘劈头盖脸’就对我讲:相关部门负责人都来了,说吧,今年想要什么政策?”余月清说,近乎完美的政策和服务环境,驱使他向北京的七人博士团队下了“最后通牒”:再不来贵州,就不给公司股份。现在,团队两名核心博士已由北京迁来贵阳。

　　针对人才培养周期长、适应过程长等现实问题,贵州的决策者还提出,制造一个“智力收割机”,去收割国外的产品和技术,直接“收购”他们的智力为贵州服务。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张平举了个例子:打通医院内部各个信息系统,是在大健康领域困扰中国的关键命题。“在印度班加罗尔,则有很多优秀的解决方案。云上贵州(班加罗尔)大数据协同创新中心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国内需求传递到印度,由对方组织优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通过购买方案,实现市场双赢。”

　　2017年,腾讯发布了中国城市年轻指数,贵阳市位居全国第二。许多怀揣大数据梦想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来到贵州立业扎根。这一潮流有个响亮的名字——“贵漂”。

　　人在干,云在算

　　“大数据是技术革命,也是推动各行各业深刻变革的一剂‘催化剂’,坚定不移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融’是关键法则。”在贵州省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处处长李薇看来,融合是大数据的核心价值所在。

　　唯有走出实验室,应用到实体经济中去,大数据才能开出更绚烂的花朵。今年年初,贵州决定开展数字经济攻坚战,并启动实施“万企融合”大行动。18347字的行动方案中,“融合”一词被提到172次。　

　　在工业领域,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大数据智能平台实现了每一台生产设备的实时互联,能够实时上传设备的运行状况、工艺参数、生产任务等数据,并根据设备运行状态进行生产任务自动分配。目前,企业一条生产线可以制造超过1万种不同规格、不同型号的元器件,航天电器人均月产量从3.3万件提升至10.7万件,并在员工总数不变的情况下,销售收入增长20.4%,运营成本降低20%,产品研制交付周期缩短30%以上。

　　在农业领域,贵阳的修文县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了修文猕猴桃大数据系统。平台通过收集并记录果园气候信息、土壤信息、果树生长变化等多种信息,精准掌握果树生长周期和规律,精准计算施肥、用药、授粉等农事活动的实施时间和用量大小,向农户精准下达实施指令,将农业生产环节数字化、定量化。目前,平台已覆盖全县7镇3乡236个果园5.127万亩,实现每亩产量提高20%、每亩投入降低20%、每亩增收500元。

　　用数据倒逼规则执行,把权力关进数据的“铁笼”,则是乘“云”而上的贵州在大数据融合上的另一项首创。以查酒驾为例,酒驾当事人从吹气开始,检测结果就实现秒级传输,不能更改或删除。若民警取报告不及时,即视为异常信息发出警告。“数据铁笼”系统信息实时录入的特点,让酒驾执法全程处于监管中,有效堵住了人情“漏洞”。“通过大数据平台的融合和分析,权力运行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风险都能够被及时发现、预警和分层次推送,这可以有效防控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现象,实现了‘人在干,云在算,天在看’。”贵州省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展示中心负责人说。

　　然而,贵州对大数据融合是清醒的。去年,贵州省大数据局牵头组织了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情况督查检查。在对120万条数据条目分析评估后发现,贵州省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省经信委副巡视员徐荣坦言,我们的融合之路还在路上,还需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