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下助听器，高敏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离开轮椅，赵浩洋“寸步难行”;没有手机和纸笔，梁阳阳失去了与他人交流的方式……

　　他们与我们一样，在各自的工作、生活中发光发热;他们又与我们不一样，他们比任何人都想融入这个普通的社会。他们一直在努力，捅破“心里那层窗户纸”。普通的工作、平常的生活……这，是他们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这，也是他们的期待和梦想。

　　“普通”一天不“普通”

　　夜雨过后的清晨空气清新，一阵微风吹来掠过脸颊，让人觉得有一丝寒意。24日6:30，赵浩洋如工作日一般起床，他跟朋友约了在市区见面，穿衣收拾好后他来到章丘站坐火车。

　　40多公里外，将军路无声川菜馆门前，梁阳阳身穿一身运动衣已经骑着电动三轮车往七里堡菜市场赶，通过比划和打字，梁阳阳买完了当日所需的食材，骑车回店里。

　　8:30左右，赵浩洋划着轮椅从济南站到了黑虎泉附近与朋友会合，相约去五龙潭看樱花。在距离他一公里外，泉城路恒隆商场二楼，高敏已经到达饮品店，准备开始炖煮当天要用的食材。她身穿员工服，戴着黑色围裙，半梳起的长发披在身后，鼻梁上架着一副大眼镜。她要准备10多种食材，时间有些紧张，她面朝工作台，手上挑选原材料的动作没有停歇。

　　周六上午，逛商场的人不少，一位客人走到柜台前，在店里看了一圈，指着平板电脑上的菜单问：“有什么推荐的吗?这个可以做凉的吗?”高敏没听懂。对方又重复了一遍，她皱着眉头，盯着客人的嘴唇。几秒钟后，用手左右划平板屏幕找到饮品，喉咙发出声音：“你……喜……欢……甜……一……点……的……吗?”客人会意，放慢了语速。就这样一来一往的交流，顾客选定了饮品。高敏下单，随后转头开始制作。面对操作台，她仿佛更加得心应手，不一会儿便做好了。

　　与普通人一样，之后的一天中，赵浩洋利用周末要和朋友一起逛逛街，梁阳阳要在餐馆里度过忙碌的一天，高敏要不断与客人交流完成一天的饮品调配工作。

　　与普通人不一样，21岁的赵浩洋6岁时下肢瘫痪，轮椅成了他的腿;33岁的梁阳阳2岁时失聪，手语和写字是他和别人交流的方式;24岁的高敏2岁时失聪，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用助听器和唇语与人交流。

　　“平常”之路不“平常”

　　对高敏、梁阳阳、赵浩洋来说，过上这样平常的一天并不“平常”。

　　今年是高敏带助听器的第22年。“2岁半的时候发高烧，后来就听不见了。”高敏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述自己失聪的经历。从那以后，她要借助助听器才能听到声音。助听器的大小与耳道是否相合会影响佩戴的舒适感。“有时候戴助听器耳朵会疼。”高敏指着自己的耳朵说。

　　“小时候，妈妈教我学唇语，她让我看着她的口型，一遍一遍地说，就这么学会了唇读。”高敏说，后来她进入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手语。高敏回忆起学唇语的经历一脸轻松，其实唇语练习很枯燥，需要一遍遍重复，因为听不清别人说话，听障人士张口说话要比常人更困难。“妈妈担心万一助听器没有电了，我也能通过唇语跟人交流。”

　　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了一年手语，高敏就进入普通学校上学。初中毕业后，她从老家临沂来到济南，在一家特殊教育职业学校学习，在这里高敏学的专业是美术。“素描、水彩都学，有的老师带口音，上课我就听不太懂，同学会帮我翻译。”高敏说，她各门课都及格，2年前毕业了。

　　她没有找跟美术相关的工作。“我这种情况，跟美术相关的工作不好找。”她一字一句地说。毕业后，她有段时间回了老家。“我妈妈的朋友帮我找了一份工作，可我不是很喜欢。”高敏说，她想找一份自己喜欢也适合做的工作。来济南工作前，她劝说父母让她到济南闯一闯。

　　高敏说，有些工作她去干了几天发现自己不适应，就跟老板说了。饮品店调配师这份工作是她找的第三份工作，她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氛围，干得很开心。

　　同为听障人士的梁阳阳，2岁意外失聪，在走向独自创业的道路上，也经历过不少艰辛和坎坷——他做过车工、在工厂做过医疗器械、开过超市，去年11月开了这家无声川菜馆。

　　赵浩洋6岁意外摔倒伤了脊柱神经，从此与轮椅为伴，他做过平面设计、去过重庆学羽毛球，去年11月到“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工作。

　　“孤单”世界不“孤单”

　　“小时候很孤单，没法和普通孩子一块玩，因为不能说话，只能站在旁边看。”梁阳阳写道。刚学会说话便丧失听说能力，使得他一度意志消沉。小时候，梁阳阳还遇到过同龄孩子故意捉弄他。“身为聋哑人，这个事实无法改变，不如改变自己的生活。”后来，梁阳阳笑容变多了，也不再介意别人异样的眼神。

　　高敏现在饮品店店长刘桠箔说，跟高敏熟悉后，她才知道高敏第一份工作的店里，曾有员工故意让高敏做一些超负荷的活，老板得知后给她调换了好几次岗位，高敏不想再给老板添麻烦便辞职了。问及这段经历，高敏总是笑着说，老板对她很好，以前的事只记得开心的部分就好。

　　两年时间，高敏应聘过300多份工作，碰壁不在少数，或是直接被拒绝，或是试过几天发现自己不适应。每次应聘，她都会主动给对方发短信说自己是聋人，有时面试者都会忍不住告诉她，让她别直接说自己的情况，面试上之后再说。高敏始终没有这样做过。

　　3个月前，刘桠箔新店招聘，高敏发了短信。“她短信里说她自己是聋人，我当时也没想别的就想让她先来试试。”刘桠箔回忆起高敏面试的场景说，她招收员工主要考虑人品和能否胜任。连她自己都没想到，高敏适应得很好，“我们培训师都夸她动手能力很强，她还经常自己研发新的饮品。”

　　“我想走出来，我跟大家没有什么不一样。”高敏说，她想证明给爸爸妈妈看，她可以跟普通人一样工作、生活。

　　划着轮椅的赵浩洋总是给人一种阳光男孩的感觉。他时不时会开个小玩笑，抖个包袱，思维跳跃得很快。

　　“他在广州工作时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度过的，他会觉得自己是‘麻烦的制造者’，可能跟人一起出去过几次后便不再参与，他在乎别人的看法，不想求别人。”赵浩洋的同事说，他们跟浩洋既是同事又是伙伴，浩洋有做错的地方大家就会直说，浩洋也会像普通人一样表达抱怨、懊恼，会主动参与到团建活动中，“他已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平凡”人生不“平凡”

　　“你看那儿，刚走过去一个帅哥!”

　　高敏小声跟刘桠箔说。每每回忆起这个场景，刘桠箔都会说，那天高敏的这个举动让她感觉特别鲜活，“她就是个普通的小姑娘，阳光开朗。”

　　入职后，高敏曾介绍过6位听障朋友到店里应聘，适应期过后，有一人留在了店里。高敏和朋友在店里的工作如鱼得水，她喜欢尝试调配新品，刘桠箔全力支持，经常买食材给她搞“研发”。

　　在高敏的朋友圈里，她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想靠自己。我努力的意义?就是像爸妈给我买东西时一样干脆。我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我和大多姑娘一样，或者又不一样……日子过得刚刚好就很好。”

　　“一间小小的咖啡馆就行，养几只猫。”高敏知道目标听起来很简单，实现要付出很多。所以，下午5点半就下班的她经常主动待在店里，想跟店长多学些东西。“现在我每天想的就是把想要的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朝目标去努力。”她在朋友圈里写道。

　　像高敏一样，梁阳阳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开一间大一点的无声川菜馆，为更多的聋哑人提供就业岗位。如果将来能成立公司，他想将“无声”系列做得越来越丰富，“不只是川菜，还会有鲁菜、北京菜……”

　　以前回到家，赵浩洋会打游戏。转过年来他基本看会儿动画片，9点多就睡了。关于未来，他说，“我还年轻，可能会有新的想法也不一定。”近几个月，他一直跟随“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项目，想要推动市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

　　夜幕降临，赵浩洋的朋友在章丘站接他，他们晚上约了饭，“周日休息，今天可以玩得晚一些。”晚上忙完店里的活，梁阳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他的父亲专程从威海赶来，做了一桌子家乡菜给他过生日。次日凌晨，高敏和同事聚餐完回到出租屋，发了一条“我老板说，‘宠爱你，就是让你慢慢变胖’”的朋友圈……

　　●记者手记

　　请给他们一个“普通”的环境

　　如同世界上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我们也永远遇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外表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性格或动或静，这使得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喜好都有不同，很少有人或事能得到所有人的赞赏。生活里，这些分歧时常会让人陷入苦恼，对于残障人士来说，生理上的特殊使得他们看上去与他人格外“不同”，这份“不同”带来的不仅是生活上的不便，有时也会在他们心里竖起一堵墙，将他们与外界隔绝。

　　真正的走出来，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条路，55岁的张华走了十几年。24日下午，阳光100小区一处培训班里，张华正在教孩子们画画。专注的神情、爽朗的笑声……如果不是走路时右腿稍显不便，很难看出她与常人有什么不同。可从前走在路上时，迎面遇到其他残疾人，她会因“像是在照镜子”迅速低下头;永远走在人群的最后面，因为“想到自己的腿会觉得羞愧”。

　　张华自己也说，改变是从她“走出家门”开始的。“那时都40多岁了，有机会去残联工作，接触的人多了，心境反倒越来越开阔。”她说，那时她才发现很多时候的自卑、苦恼都是自己强加的。“且不说很多人没有恶意，就跟有人近视一样，没有人十全十美，人们都有优点缺点，重要的是要努力生活。”

　　在张华培训班的20多个孩子里，有3个来自残疾人家庭，“相互交流是最好的方式，孩子们在一块能互相了解，消除偏见。”其实，对残障人士而言，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让他们在能力范围内尽可能自己做一些事，过多的关注、帮助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正如在刘桠箔眼里，高敏和她的听障朋友是来店里工作的员工。工作中，她不会因为他们是听障人士给予特殊优待，高敏他们偶尔也会因为做错事被教育、甚至被扣钱。

　　当然，鼓励残障人士自立自强与为他们创造便利的生活条件之间也并不冲突。“很多残障人士因为怕麻烦别人而羞于出门，如果能多增加一些无障碍设施，相信会对他们有更大帮助。”赵浩洋的同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