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战略大反攻决战阶段的对日“最后一战”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毛泽东发表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解读，首先明确指出对日“最后一战”为战略层面的总体作战，涵盖中国及世界范围的对日“最后一战”。在此基础上，从作战时间、作战性质和态势、作战对象、作战结局等维度对中国战场战役战斗意义上的“最后一战”诸种说法进行考证，如南阳会战、湘西会战时间早于其他战役，高邮战役是新四军对日“最后一战”，而认定发生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３１日的禹城大战是八路军对日“最后一战”，为战役战斗层面的中国对日“最后一战”。此外，在国际视野下，冲绳岛战役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最后一战”，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及远东战役是苏军对日“最后一战”。

　　作者简介：李忠东，青岛出版社编审；孙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关于哪一战是抗日战争的对日“最后一战”，目前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和说法，并且最近又有新的发现。比如：有“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说、“湘西会战——最后一战”说、“高邮战役——中国军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说、“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对日本军队的最后一战”说等，特别是有人最新提出“禹城大战——１９４５年对日最后一战”说，可谓众说纷纭，成为学术之讼。笔者认为，今天，透过抗日战争战略大反攻决战阶段的“最后一战”，全面、历史、系统地考证、研究和评价一次次所谓的对日“最后一战”，对于我们回眸当年那场战争、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去除历史虚无主义的迷雾，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发出时代的最强音

　　１９４５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苏联于８月８日对日本宣战。８月９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进攻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在得知苏联出兵的当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全文短短约５００字，笔锋犀利，言简意赅，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形势、作战方式、目标任务、前途讲得清楚明了。对于毛泽东发表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我们可以作以下分析和理解：

　　第一，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即“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阶段。［１］从这个意义理解，对日“最后一战”应是处于战胜日本的最后阶段的作战。

　　第二，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武装工作队、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组织的地下军等等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２］，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３］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的是全国规模的、全国军民总体的进攻作战，而不是指某一具体的对日“最后一战”。

　　第三，“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目标、任务和前途是：“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４］；歼灭“敌人的力量”［５］；“夺取其武器和资财”［６］；“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７］；迎接“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８］；“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９］。可见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是指具有以上目标、任务和前途的总体作战。

　　第四，以世界眼光对待“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１０］这就把“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纳入了对日“最后一战”的范畴。由此可见，毛泽东所指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不只是指中国战场中国军民的对日作战，还包括世界范围“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１１］。

　　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无疑是宣战书，是战斗檄文，是动员令。它吹响了全民族抗战军民消灭日本法西斯的号角，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提振了抗战军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赢得对日“最后一战”的信心、士气和勇气。时至今日，“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已成为一个永恒的历史符号，似空谷足音回响在中华民族记忆的长河中。

　　读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这一雄文，我们可以领悟伟人所言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是指战略上的对日“最后一战”，其中包括战役战斗上的对日“最后一战”；不仅是指中国战场的对日“最后一战”，而且包括“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等亚太地区对日作战的“最后一战”。

　　二、中国战场战役战斗意义上的“最后一战”

　　毛泽东发表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的对日“最后一战”说具有的战略层面的意义毋庸置疑，但目前学术界在对日“最后一战”问题上大都不是站在战略层面上去考察，且存在如上所述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应在战略层面的基础上，从战役战斗层面对所谓的诸多对日“最后一战”进行具体的考证。

　　（一）“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说

　　南阳会战是秦俊所谓的中日军队于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２日至８月１９日在南阳地区展开的一场会战。秦俊主编的《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一书于２０１６年由人民出版社、河南科技出版社联合出版，书名即开宗明义，将南阳会战认定为“中国对日最后一战”。秦俊认为：“豫西鄂北会战”期间，中日双方虽然向湖北北部也派遣军队，但是在南阳地区日本投入兵力５万余人、中国投入兵力１０万余人，中国军队主力和大部分日军主要激战于南阳地区，而且这场会战始于南阳，终于南阳，所以他认同“南阳会战”的叫法。［１２］在南阳，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毙伤日军１５０００余人，约占日方投入该地区兵力的１／３。南阳地区残存的日军由于通信中断，相互无法联系，并不知道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仍继续顽抗，一直到８月１９日才向中国军队投降。由此，作者在书中写道：“南阳会战的胜利，写下了我国近代史上抵御外敌侵略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但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以往出版的一些战史，大都把‘芷江会战’作为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役，而真正的最后一役，是南阳会战。”［１３］对于秦俊所谓的“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我们不敢苟同，理由如下：（１）从作战时间看，它不在毛泽东的战略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阶段范围内，在南阳会战爆发之后还有湘西会战等大规模战役发生，而且日本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宣布投降之后，还有针对拒降日伪军的战斗，如１９４５年１２月的高邮战役和禹城大战等。不仅如此，南阳会战其实并非如秦俊主编一书所说结束于８月１９日。据史料记载，早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８日中国军队收复樊城、襄河以西就基本恢复战前态势。即使如其书中记载的南阳会战的四大作战，最晚结束时间也在５月１８日，之后就只有６月底的大华山拉锯战和日军与地方民团的小规模作战了。［１４］如此来看，南阳会战的爆发时间和结束时间都早于湘西会战，遑论“最后一战”。（２）从作战性质和态势看，南阳会战是日军在豫西地区发动的进攻战役，中国军队进行的则是防御作战，双方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激烈的军事对抗，但最后进入相持态势，属于正面战场作战，而不属于日本投降后的对日作战范畴。把８月１９日通过日军受降收复南阳作为南阳会战结束的标志甚为不妥，因为那不属于作战的性质，而属于受降的性质。（３）从作战结局看，南阳会战在日本投降前已进入对峙状态的结局，而收复南阳则是会战结束两个多月后以日军不战而降收场的。［１５］由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南阳会战只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一次会战，并非对日“最后一战”。

　　（二）“湘西会战———最后一战”说

　　湘西会战是１９４５年４—６月中日军队在湘西进行的一场会战。１９４５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其灭亡的命运，集中兵力，实施所谓的“本土决战”。１９４５年４月，驻湖南日军抽调５个师团外加３个独立旅团约８万人发动了对湖南的进攻作战——湘西会战（又称“芷江作战”或“雪峰山战役”）。国民党第三、四方面军及第六战区一部以雪峰山为依托，节节抵抗，诱敌深入，给日军以歼灭性打击，最终取得了湘西会战的胜利。在纪念抗战胜利７０周年之际上映的电视连续剧《最后一战》，以湘西会战为主题拍摄，剧名开宗明义将湘西会战认定为“最后一战”。对此观点，我们不予认可，理由如下：（１）从作战时间看，湘西会战不在毛泽东所指的战略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阶段范围内，且在它之后特别是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仍在中国多地发生了中国军队与拒降日军的作战，如高邮战役、禹城大战等。（２）从作战性质和态势看，湘西会战是日军为破坏中国芷江空军基地等战略目标而发动的进攻战役，中国军队进行的是防御反击作战，双方投入大量兵力进行会战，属于正面战场作战范畴，但不属于日本投降后的对日作战范畴。（３）从作战结局看，湘西会战以中国军队取胜、日军败退而告终，但并不是完成抗战胜利最终结局之战，而敌后抗日军民肃清拒降日伪军的作战乃是完成抗战胜利最终结局之战。

　　（三）“高邮战役——中国军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说

　　陈银健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２日在《学习时报》上刊文《高邮战役：中国抗日战争最后一役》，认为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９—２６日粟裕指挥新四军（作战时已改编为华中野战军，下同）在江苏高邮对拒降日军独立混成第９０旅团岩崎警备大队发起进攻作战，“高邮战役俘虏日军８９２人，是抗日战争以来新四军、八路军俘虏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１６］，并认定“高邮战役是新四军对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战，也成为中国军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１７］，高邮成为中国军队从日军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县城。

　　关于“高邮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说法，网上也普遍流行。例如孟

　　昭庚在２０１６年４月８日人民网上发表《高邮战役：中国人民抗战的最后一战》，持的正是这一观点与主张。

　　对此种说法，我们认可高邮战役是新四军对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战，但不认可它是中国军

　　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为什么呢？我们的理由如下：（１）从作战时间看，高邮战役发生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９—２６日，既是毛泽东所说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战略作战的组成部分，又是在日本投降后中国战场上发生较晚、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对日伪军作战。但是，在高邮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山东渤海军区八路军又发起禹城大战。禹城大战作战时间是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３１日，歼灭一支成建制日军，是真正的战役战斗意义上的对日“最后一战”。（２）从作战性质和态势看，新四军华中野战军是主动进攻作战，高邮城内日伪军是防御作战，日伪军破防后被迫缴械投降，战役具有进攻作战的性质和态势。（３）从作战结局看，高邮战役以新四军取胜、日军失败投降的结局告终，而新四军肃清高邮之敌后华中再无大的对日作战发生。（４）从主战方看，我们可以作出具体定论：高邮战役是新四军对日“最后一战”，禹城大战是八路军对日“最后一战”。

　　（四）“禹城大战——１９４５年对日最后一战”说

　　禹城大战是高邮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天渤海军区八路军对山东禹城拒降日军山谷大队发起

　　的。作家陈璞平提出禹城大战是１９４５年对日“最后一战”的最新说法。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最后一战》（青岛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就是以此题材创作的。陈璞平认为：“禹城大战不仅是山东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战，而且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收官之战。”［１８］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们分析如下：（１）从时间角度看，禹城大战发生于对日战略大反攻决战阶段的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３１日，而此前被认为是“中国军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新四军高邮战役作战时间为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９—２６日，即高邮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天禹城大战才打响。因此，禹城大战是中国境内较大规模对日作战中最晚的一次战役作战，在此之后中国境内不再有大规模的对日作战行动。（２）从作战性质和态势看，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主力部队是主动进攻作战，日军作战主力第４７师团第１３１联队山谷大队是防御作战，禹城大战具有进攻作战的性质和态势。（３）从作战结局看，“禹城大战共歼灭日军１３６０余人。其中，禹城火车站之战歼灭日军７９８人”［１９］，给这支曾南下参加湘西会战、战斗力强悍因而根本无视八路军的战斗力和投降命令的拒降日军以毁灭性打击，彻底消灭了盘踞在中国的最后一股成建制的较大规模拒降日军。因此，我们认同禹城大战是抗日战争战略大反攻决战阶段的战役战斗层面的对日“最后一战”。

　　（五）“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对日本军队的最后一战”说

　　关山远撰文指出：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侵华日军没有从中国大陆消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武装改称为解放军之后，在解放战争中，徐向前指挥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１兵团于１９４８年在晋中战役中歼灭一支６０００余人的日军一部，又在１９４９年太原战役中全歼其余部，是“对日军的最后一战”。对此，我们作以下考证：（１）从时间上看，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发生于１９４８年和１９４９年，距离日本投降已过去三四年时间，远远晚于抗战结束时间，处于解放战争时期，所以不可能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２）从作战对象和性质看，中国抗战时期主要作战对象是日伪军等；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中解放军的作战对象则主要是阎锡山的晋绥军等，而并非日伪军，且这支被歼军队是由阎锡山抗战胜利后收编的日本兵组成的，已取消日军番号，列入国民党军队序列。所以，解放军在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中的作战对象与抗日战争的作战对象不同，其性质属于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斗争。（３）从战略背景和意义看，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为解放山西、消灭阎锡山集团有生力量而发动的战役，与抗日战争的战略目标和意义有着本质的区别。退一步，如果说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中歼灭的毕竟是一支日本兵组成的军队，那么我们充其量可以认定“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对日本兵的‘最后一战’”，而不是对“日本军队”的作战，也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日‘最后一战’”。

　　三、国际视野下的对日“最后一战”

　　从国际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同盟国出兵对日“最后作战”，大大加快了日本法西斯在

　　军事上的失败。美军于１９４５年４—６月发动的冲绳岛战役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最后一战”。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及东亚（历史上又称“远东”）是苏军对日“最后一战”。当然，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对日“最后一战”。正是各方军事力量的一次次“最后一战”，推动着日本法西斯在军事上彻底溃败并最终投降。

　　（一）冲绳岛战役——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最后一战”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１９４５年４—６月发动冲绳岛战役（代号“冰山行动”），是太平洋战场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两栖登陆作战之一，也是美国对日本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

　　冲绳岛又称“琉球群岛”，是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最后一道屏障。美军投入包括第１０集团军

　　在内的约５４８万兵力，由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和巴克纳陆军中将指挥。日本守军为牛岛满中将指挥的第３２军等１２万多人。战役始于４月１日美军在冲绳西海岸登陆。日军采取纵深防御策略，依托复杂地形构筑坚固工事，进行顽强抵抗。战役呈现以下特点：（１）日军大量使用“神风”特攻战术，对美军舰队造成严重损失；（２）地面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在首里防线等地展开反复争夺；（３）当地平民伤亡惨重，凸显了战争的残酷性。经过８２天激战，美军于６月２２日宣布占领冲绳，但扫荡作战持续至７月２日。最终，日军约１１万人阵亡，约７４００人被俘；美军伤亡约４９万人，其中阵亡约１２万人；当地平民死亡约１４万人。美军虽付出重大代价，但成功夺取了进攻日本本土的重要基地。

　　冲绳岛战役既展现了美军的强大作战能力，也暴露了日军困兽犹斗的顽强与疯狂。此役的惨烈程度预示着进攻日本本土面临巨大代价，美国高层预计进攻日本本土可能造成上百万人的伤亡，作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从而深刻影响了战争的最终走向。

　　冲绳岛战役结束后，美军慑于日军的顽强抵抗力，并未急于进行日本本土登陆作战，而是

　　大规模轰炸日本本土，并于８月６日和９日分别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面临四面楚歌，日本天皇被迫于８月１５日通过广播宣布《终战诏书》。９月２日，日本政府代表在密苏里号美舰上签订投降书。由此可以认定：就美军而言，冲绳岛战役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二战中对日“最后一战”。

　　（二）苏军对日“最后一战”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９月２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和东亚，展开对日“最后一战”。此次作战主战场在中国东北境内，作战时间是８月９日至２６日；同时苏军在朝鲜北部、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也采取了军事行动。协同苏军作战的有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和蒙古国军队。此次军事行动史称“苏联远东作战”或“八月风暴行动”。

　　在中国东北境内，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苏联远东军以３个方面军的兵力，共计约

　　１５０万人，从西、北、东３个方向发起全面进攻，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实施了毁灭性打击。苏军的进攻具有突然性和压倒性优势。在战略层面，苏军充分利用了其兵力优势和机动能力，采取了钳形攻势，切断了日军的退路和补给线。在战术层面，苏军采用了大规模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空降兵敌后突袭、航空兵密集轰炸等现代化作战方式，迅速突破了日军防线。

　　面对苏军的强大攻势，日本关东军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兵力分散、装备落后、指挥混乱，加之日本本土已遭受原子弹打击，士气低落，难以组织有效防御。至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时，日本关东军主力已被击溃。８月１８日，日本关东军正式向苏军投降。在为期１０天的作战中，苏军击毙日军约８.３万人，俘虏日军约５９.４万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消灭了关东军这一日本陆军精锐。而自８月８日延续至２６日的虎头要塞之战被虎头当地视为苏联出兵东北的“最后一战”，虎头要塞纪念碑赫然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碑”。确切地说，虎头要塞之战应被视为苏联出兵东北对日战役作战的终结战。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不仅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也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是苏军对日“最后一战”。

　　（三）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对日“最后一战”

　　随着日本在主要战场的节节败退，１９４５年盟军在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取得全面优

　　势，盟军和本土抗日力量纷纷发动对日“最后一战”，推翻日军统治，走上独立发展道路。

　　１．朝鲜对日“最后一战”：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９日凌晨，苏联远东第１方面军多路越过苏朝边境，地面机械化兵团与空军协同，迅速突破日军防线。朝鲜本土抗日力量如朝鲜人民革命军为苏军提供情报并开展游击作战。８月１２—１４日，苏军先后占领雄基、罗津、清津，控制沿海地区。１５日日本投降，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终结。雄基、罗津、清津战役是朝鲜对日“最后一战”。

　　２．菲律宾对日“最后一战”：菲律宾对日“最后一战”是碧瑶战役，发生于１９４５年２月２１日—４月２７日。二战后期，日军在菲律宾的防线动摇，第１４方面军主力撤往吕宋岛北部负隅顽抗。２月底美军将日军逐出马尼拉后，美军第１军向吕宋岛北部进攻。２月２１日，美军第３３步兵师从桥头堡出击，分路推进。为增强力量，美军第３７步兵师加入，还有空军及菲律宾游击队支援。４月２７日，美菲联军占领碧瑶。此后，日军被持续逼入山区。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９月３日，日军第１４方面军司令山下奉文投降。碧瑶战役的胜利加速了日本在菲殖民统治的终结，为菲律宾战后独立奠定了基础。

　　３．马来西亚对日“最后一战”：１９４５年盟军在马来西亚发起对日反攻，成为马来西亚抗战收官之战。１９４５年初，英军筹备行动，整合陆、海、空三军，陆军配备先进武器，海军掩护登陆，空军夺取制空权。日军虽兵力部署多，但物资匮乏、士气低落。８月，英军全面进攻，采用两栖登陆与陆地推进结合战术，从多个方向攻击。马来西亚当地抗日武装配合英军，提供情报，开展游击战。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战斗结束。这场战役的胜利终结了日本在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为马来西亚战后独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４．缅甸对日“最后一战”：曼德勒会战（中方称“八莫战役”）是中国远征军和英军在缅甸对日“最后一战”。１９４４年，盟军在缅甸反攻，英军从印度、中国远征军从滇西夹击日军。１９４５年３月，英军发起曼德勒会战，凭借强大火力和制空权猛攻日军防线。与英军呼应，中国远征军向日本在中缅边境构筑的要塞城市八莫推进。孙立人指挥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担任主攻，３月２４日拿下西堡后继续向南推进，前锋部队第５０师一直打到曼德勒郊外，攻占号称“曼德勒门户”的乔美镇和南燕镇。１９４５年５月，日军在缅甸的防线全面崩溃。日军惨败，四处逃窜，甚至逃进泰国境内。曼德勒会战以中国军队胜利告终。此役使缅甸摆脱了日本侵略，打通了中国重要补给线，标志着盟军在东南亚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为缅甸战后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怎样认定对日“最后一战”

　　考证和认定对日“最后一战”，既是一个严谨的历史问题，又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在这

　　个问题上认识混淆不清，势必产生历史虚无主义，搞乱人们的思想，影响对抗日战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与历史评价问题。我们认为，考证和认定抗日战争的对日“最后一战”应该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正确区分和把握战略与战役战斗概念。毛泽东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是战略层面

　　的概念，这是毋庸置疑的；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战役战斗层面的概念。这样的区分有利于我们在对日“最后一战”的研究与考证中作出准确的表述，而不是表述乌龙混杂。

　　第二，秉持正确的时间观念。既言“最后”，就应以时间为轴，以作战的时间先后排序，哪场作战在最后时间发生和结束，哪场作战就是“最后一战”。比如：新四军的高邮大战是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９—２６日进行的，而八路军的禹城大战是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３１日进行的，孰先孰后，一目了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为了争占“最后一战”的名头而蓄意篡改时间。

　　第三，具有亚太抗日战场全局视野。从亚太抗日战场全局视野而言，中国战场是抗日战争

　　的主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和平进步力量对于打败日本法西斯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我们考证和研究对日“最后一战”问题，有必要以亚太抗日战场全局视野考察日本法西斯是怎样在一次次的“最后一战”中失败的。比如：冲绳岛之战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日“最后一战”，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是苏军在中国对日“最后一战”，而其中的虎头要塞战斗是苏军整个远东战役的终结之战。

　　第四，在考虑时间先后、战略战役层面、亚太抗日战场全局视野的前提下，需要采取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认定和命名一次次具体的对日“最后一战”。例如：冲绳岛战役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日“最后一战”；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远东战役是苏军在中国对日“最后一战”；东南亚国家及西南太平洋诸岛也有属于自己的对日“最后一战”；高邮战役是新四军对日“最后一战”；禹城大战是八路军对日“最后一战”。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考证和研究，就可以抽丝剥茧地捋清到底哪场作战是战役战斗层面的对日“最后一战”。对于中国国内战场的一次次所谓的对日“最后一战”，要从作战时间、作战性质和态势、作战对象、作战结局等维度考证诸种不同说法，南阳会战和湘西会战均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两场会战只有一场可称作“中国抗战时期正面战场对日‘最后一战’”，但像《最后一战》电视剧和《南阳会战》一书那样直接说成是“最后一战”或“中国对日最后一战”就错了，因为这种说法既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武装“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战略大反攻最后阶段的战略成果，又否定了在此之后新四军对日军发动的高邮大战和八路军对日军发动的禹城大战等战役战斗层面的作战成果，与历史不相符。从作战双方角度认定“高邮之战是新四军对日‘最后一战’”、“禹城大战是八路军对日‘最后一战’”、“太原战役是解放军对日本兵‘最后一战’”是准确的，但是从时间维度认定“禹城大战是战役战斗层面的中国对日‘最后一战’”是正确的结论。从亚太抗日战场全局视野下或者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考察，可以认定冲绳岛战役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最后一战”，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远东战役是苏军对日“最后一战”，在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也各有属于自己的对日“最后一战”。

　　【参考文献】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１９、

　　１１１９、１１１９、１１１９、１１１９、１１１９、１１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１９、１１１９页。

　　［１２］［１３］［１４］［１５］秦俊主编：《南阳会战——中国对日最后一战》，人民出版社、河南科技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前言第１、６、２—３页，正文第１８１—１８６页。

　　［１６］［１７］陈银健：《高邮战役：中国抗日战争最后一役》，《学习时报》，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２日。

　　［１８］陈璞平：《禹城大战：鲜为人知的中日最后一战》，《德州日报》，２０２３年８月１１日。

　　［１９］陈璞平：《最后一战》，青岛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前言第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