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摔下高台致伤残 法官摇号选择鉴定机构

　　一场突如其来的工伤让家住济南历城区的常学文一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艰难的举证之路和复杂的鉴定程序，一位热心的法官让常学文一家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主审法官尹受丽说，她从来没想到，一个案子竟能让她跟一个家庭产生如此多的故事，如此多的感情……

　　农民工摔下高台致伤残

　　遭遇横祸：

　　农民工摔下高台致伤残

　　2008年6月8日，农民工常学文在济南工地作业时，自6米高处切割钢筋时摔下，致使高度颅脑外伤，脑干损伤，视网膜受损。被告除支付部分医疗费用外，拒绝赔偿原告的其他经济损失。常学文的妻子作为其法定代表人，将承包工程的5名负责人及工程管理中心一并告上了法庭。

　　据了解，雇主张某、林某、王某等5人从事建筑业多年，是历城区柳埠镇小有名气的建筑包工头。尽管不具备建设部门认可的从业资质，可还是有不少地方雇请了他们，而同样来自历城柳埠镇的常学文则受雇于他们五人，负责工程中的电气切割工作。

　　“许多受伤农民工,都是老乡或老板叫去干活,根本不可能签订什么劳动合同，这给农民工的举证带来很大困难。”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仲宫法庭的尹受丽法官在谈起这起案件时说道，“当初对于原告起诉工程管理中心这一请求，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工程管理中心是发包单位，5名包工头也不承认与工程管理中心存在发包或分包的关系，因此，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但是对于这一点，原告不理解。”

　　几次沟通之后，尹受丽了解到，原告将工程负责中心一并告上法庭，是怕5名包工头拿不出钱，是为了更加保险地拿到赔偿款，摸清原告的心思之后，尹受丽因势利导：“案子拖的处理时间越长，伤情越不好认定，现在的关键是尽快审理案件，拿到赔偿款。”在尹受丽一次次推心置腹的说服中，原告渐渐明白了其中的法律程序。“在农民工这个群体中，大部分人缺乏法律知识，多数又属于无证上岗，一旦出现事故，他们的权益往往难以保障。因此一旦事故发生后，应该尽快治疗，不要耽误病情。其次，工伤认定是有规定的，要考虑进行伤残等级认定，为得到赔偿提供依据。”尹受丽告诉记者。

　　摇号选择鉴定机构

　　遇到难题：

　　摇号选择鉴定机构

　　很快，常学文妻子找了一家司法鉴定所为丈夫进行了伤残鉴定，面对５级伤残鉴定的结果，５名被告表示质疑，要求由他们来找一家鉴定机构，重新鉴定常学文的伤残等级，双方在鉴定结果上争论不休。面对这种情况，尹受丽向双方提出建议，到法院的技术室，摇号来选择一家鉴定机构。

　　“摇号机是我们法院技术室为了保证法律公平公正而引入的设备，在大量的农民工的伤残鉴定中，很多都是凭借摇号机选择的鉴定机构，做到让双方都心服口服。”尹受丽说，由于双方的互不信任，往往使得案子的审理进入僵持状态，时间拖得越久，越不利于农民工权益的维护，摇号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通过法院摇号选择的司法鉴定所的鉴定，常学文的伤残为5级。当再次面对同样的结果时，5名被告表示没有异议。

　　标准不能显失公平

　　如何赔偿：

　　标准不能显失公平

　　农民工的工伤赔偿，是按城镇居民相关标准算，还是按照农村居民的算？这个问题，是在大量涉及农民工赔偿的案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

　　“农民工进城打工或定居，他们也是城镇居民的一个特殊群体。像本案中的原告常学文，日工资为60元，已经远远超过了2008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05元，如果仅仅因为其户籍为农村户口就一律按农村居民标准算，是有失公平的。农村标准还是城镇标准，两者之间相差接近１万元。”尹受丽明白，这个标准的确定，直接关系着原告一家以后的生活，而能证明常学文经常居住地是在城镇的证据是关键。

　　正常情况下，由居住地所在的居委会开出居住证明程序不是很复杂。但是由于常学文在事故中脑干受损，他的妻子成为法定代理人，而他的妻子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尹受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两个证明开出来，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

　　证明开出来，尹受丽决定依据经常居住地和原告主要收入来源地两条原则来确定赔偿标准。原告自1988年起在济南市区租房居住，至原告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结合原告受伤时随被告打工，被告每日支付工资60元之事实。虽然原告户口登记的性质为农业家庭户口，但原告已不以农耕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故可按照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损害赔偿数额。

　　破碎家庭

　　看到生活希望

　　成功获赔：

　　破碎家庭

　　看到生活希望

　　“由于工资可观，尽管高度危险，事故频发，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了建筑工地，这些打工者多数是青壮年男性，他们一旦出事，也就意味着家里的‘顶梁柱’塌了。”尽管顺利结案了，原告常学文也顺利拿到了赔偿款，但是尹受丽感觉，自己的责任还不能在这个时候卸下，“家里唯一的男劳力没有了，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以后该怎么生活？孩子上学的费用怎么办？我当时想的是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这个家随时有破碎的可能。”

　　“姐姐来了！”每次来常学文家里，常学文妻子就赶紧喊上一嗓子，常学文听到后，也憨憨地笑着，跟着叫“姐姐”。尹受丽说，她从来没想到，一个案子竟能让她跟一个家庭产生如此多的故事，如此多的感情。转眼到了2011年，前不久的一天上午，尹受丽走出办公大楼，她看见常学文的妻子远远地拎着一个袋子向她走来。原来，她带来了家里种的核桃，精心挑选的这一袋子核桃大小几乎一模一样的。常学文的妻子说，没有什么好东西，这点核桃是他们一家的心意，一定要收下。她还告诉尹受丽两个好消息，一个是在村里帮助下，家里的房子要修了，用不了多久，他们一家就能住进新房了。另一个是，年前尹受丽帮他们一家申请的农村低保已经批下来了，从下个月就开始领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