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纪检监察机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政治站位高,深挖彻查‘保护伞’和执纪问责力度大、效果好……”中央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督导组对山东工作充分肯定的背后,是一份出色的成绩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山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牢把握政治机关职责定位,持续强化监督执纪监察,严肃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截至2018年11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累计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1024起、1447人,其中“保护伞”408起、651人,通报曝光典型案例374起,涉及573人。

　　既当“先锋”又当“督军”

　　“冠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原大队长陈利民、原一中队指导员刘西潮徇私枉法、玩忽职守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2018年3月2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周,省纪委监委就公开通报3起基层党员干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典型问题,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

　　“我们紧紧围绕群众身边的涉黑涉恶腐败、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和工作推动不力三方面突出问题,加大查处力度。”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庄斌介绍,在具体工作中,纪检监察机关既当“先锋”,全力以赴、严惩严治,又当“督军”,加强督促检查、层层传导压力,在全省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2018年4月,省纪委监委组成专项督导组赴临沂、泰安,当面反馈两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针对各市工作不平衡问题,省纪委监委专门拿出时间,约谈了17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各市也普遍约谈县(市、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督促国土、住建、交通等黑恶势力易发多发行业和领域认真开展专项治理,严肃查处一批系统性的串案窝案。此后,省纪委监委组建11个督导组分两批对各市和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进行检查,进一步夯实责任。

　　线索理得“清”　案件查处“严”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既通过信访举报、梳理排查等方式查找问题线索,又主动与政法机关、信访部门对接会商,建立问题线索移送和查办结果反馈机制。对公安机关在办的涉黑涉恶案件,纪检监察机关及时介入、同步立案、同步调查。同时,对公安机关过去两年侦破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逐案过筛,全面梳理排查党员干部涉黑涉恶腐败特别是充当“保护伞”问题线索。截至2018年11月,累计梳理发现问题线索447件,已立案227件、305人。

　　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典型问题,省纪委监委采取提级直办或重点督办等方式从严从快查处。省纪委监委对聊城市吴学占黑社会性质组织背后“保护伞”问题进行提级直办,对涉案的冠县人民医院院长张汝胜采取留置措施。截至2018年11月,省纪委监委直接筛查梳理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306件,分3批进行了集中交办。

　　2018年6月4日,省纪委一则通报引发强烈反响:因放任纵容村霸恶势力横行乡里、危害一方,平阴县委、县政府和相关部门单位14名党员干部被问责,其中包括平阴县前后三任县委书记。

　　在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同时,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并注重将涉黑涉恶腐败和充当“保护伞”问题同一般性侵害群众利益行为、作风不深不实、普通工作失误等严格区别开来,不凑数、不拔高、不降格,做到不枉不纵。

　　猛药去疴“打伞”

　　培根固本“强基”

　　在2018年查处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中,烟台朱永君案无疑是一起典型案件。该案涉及党员干部多、行业领域广,涉黑组织长期把持基层政权,性质极为恶劣,危害极为严重。“从深层次上折射出少数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省纪委在案件通报中指出。

　　“查处朱永君案后,我们举一反三,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开展了村、城市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回头看’,加强村级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烟台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注重做好扫黑除恶“后半篇文章”,通过通报典型问题、问责相关责任人,深入分析地方和部门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巩固基层政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督促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深入整改,努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平阴县委第一时间召开常委会通报了张学文案查处情况,主要负责同志与9名被追责的县管干部进行多轮次、多层面廉政谈话,让他们卸下思想包袱,拧紧责任螺丝。全县深刻汲取张学文案教训,对23个党组织软弱涣散村进行了集中整顿。

　　“严惩涉黑涉恶腐败和充当‘保护伞’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持续发力用劲、不断推向纵深。”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孟祥吉说,山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方式方法,努力把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融入日常监督,建立常抓常管的长效机制,深化标本兼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