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奶妈妈”面临“政策的两难选择”，产假能否延至半年

　　8月1日至7日是世界母乳喂养周，众多关注母乳喂养的人士在北京呼吁将产假延长至6个月，以提升中国的纯母乳喂养率，提升人口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呼吁者包括医生、公益组织成员和政府官员。他们的依据是，由于母乳喂养已被医学证明的价值，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出生后6个月内的婴儿实行纯母乳喂养，不添加水及任何食物，6个月后可添加辅食，有条件的最好坚持母乳喂养到孩子两岁或更久。

　　7月31日，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促进母乳喂养”高峰论坛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王山米这样形容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初乳是我们的第一剂疫苗。”

　　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妇幼健康服务司副巡视员曹彬介绍，他们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知道产后复工仍需继续母乳喂养的母亲占了76.83%，但能够坚持下来的仅有28%。

　　我国是世界上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许多职场女性利用工作间隙为孩子挤出母乳并储存，被称为“背奶妈妈”。对她们而言，产假制度是影响母乳喂养的重要因素。

　　2012年，我国的基础产假由90天增至98天。2015年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后，各省份陆续修订地方条例，延长了产假，但标准不一，多为四五个月。

　　一个月前发布的《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的一个目标是将6个月以下婴儿纯母乳喂养率提高到50%。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宋文珍说，这就需要完善产假制度——政策一方面规定了较短的产假，一方面又提出了纯母乳喂养率的目标，“让人面临政策的两难选择”。另一方面，假如产假延长，又会对女性就业造成影响，这是政策制定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宋文珍呼吁，母乳喂养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促进母乳喂养不仅关乎个体的生活方式，也应转变为“政府健康促进行动”。

　　“没有什么政策像促进母乳喂养政策这样，它有利于儿童，有利于妈妈，而且有利于社会。当它减少各种疾病的时候，整个社会都直接从中受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指出，将产假增至6个月，不需要特别花费，只需要顶层设计就能做到。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王丹华此前就呼吁过延长产假。她说，喂奶不是母亲一个人的事情，需要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尤其是产假制度要有所保障。这位医生所见到的无法坚持母乳喂养的母亲，多数都是由于产后复工。

　　目前，有关中国纯母乳喂养率的说法不一，不同机构的调查数字大相径庭。8月1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与全球母乳喂养团体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评估的194个国家中，6个月以下婴儿纯母乳喂养率达到60%以上的有23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3个国家达到了50%，中国不在其中。194个国家的平均值为40%。

　　2016年9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曾在7个省份的贫困农村做过一项小规模调查。就“母乳喂养坚持了多久”的问题，调查者询问了近5000个孩子的监护人，回答不足一个月的高达35.5%。这个结果，让调查者十分惊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花楠曾在西部一省份询问一位母亲是否坚持纯母乳喂养，得到肯定的回答，她很高兴。但接下来，她立即见到这位母亲给4个月大的孩子喂盐水。她意识到，很多人对“纯母乳喂养”的认知就是错的。这也影响了各种调查的结果。

　　“我们很好奇，为什么中国家庭会花上澳大利亚家庭两倍以上的价钱去购买配方奶。如果他们能够听到母乳喂养对孩子大脑发育、胃部发育的好处，他们不会作这个选择。”花楠认为，社会风气的营造以及科学信息的传播非常重要。

　　众多专家指出，奶粉等母乳代用品行业的销售或监管不当，导致这些企业渗透到医院，跟母乳争夺“第一口奶”地位，是影响母乳喂养率的一个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1981年通过的《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禁止在卫生保健机构中推销这类产品。但现实中，企业通过各种手段突破约束。曹彬在卫生系统任职多年，她去过一家医院暗访，在产科门前的小卖部拍过两张截然不同的照片。第一张拍摄于中午时分，货架上堆满了奶粉。她拍了照片，随后进了产科与医生们交流。两个多小时后，当她来到同一个小卖部，却发现货架上的奶粉消失了。

　　“我什么都没说——这说明他们不是不知道，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是有经济利益关系在里面。”曹彬感慨。

　　曾参与《国际母乳代用品销售守则》实施和监督项目的首都儿科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淑一指出，中国的《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发布于1995年，20多年间，社会和市场变化巨大，“1995年的法规已经不能适应2017年的社会了”，迫切需要更新。

　　张淑一说，如今这些企业回避代用品的害处，不谈对孩子的慢性危害，宣传“母乳喂养很好，但是奶粉也不错”的观念，误导了公众。

　　中国母乳喂养率的提高还面临着其他挑战。例如，大多数工作场所和公共场合仍然缺乏哺乳室，许多母亲不得不在污秽的公共厕所里哺乳。

　　“中国的女性工作比例非常高。工作是停止哺乳的重要原因。”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说。她有3个孩子，因此对厕所里哺乳留下了痛苦回忆。

　　花楠对记者说，每一个购物中心，每一个火车站，每一幢公共大楼，每一个工作场所，都应设有哺乳室。“让孩子在肮脏的厕所吃奶，是挑战社会底线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