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公元前105年,当西汉文弱的细君公主告别长安,为和亲远嫁乌孙(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一带)时,她对汉武帝说“天下果得太平,儿虽死无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两千多年后,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再次与一群女性结下不解之缘。

　　上世纪50年代初,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时刻,十万战士在新疆大漠解甲屯田,为国家屯垦边疆。部队要屯垦戍边,长期安家,必须解决婚姻问题。中央作出决定,允许新疆军区从内地招收未婚女青年参军,支援新疆建设。

　　以参军或者支边名义招收的进疆女兵有五六万人,这其中,山东有2万多名,占三分之一强。山东女兵在茫茫的戈壁荒原上开荒造田、修渠引水,建成了美丽的家园。她们带来了山东老解放区的红色基因,带来了齐鲁礼仪之邦重义重教的儒雅和风骨；在她们之中,诞生了第一代医生、教师、拖拉机手；她们不仅成为屯垦戍边的重要力量,也成了光荣的当之无愧的第一代“军垦母亲”。

　　在美丽的7月,记者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探寻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追寻山东女兵献身边疆的精神及其悲欢离合的故事。

　　1952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当薛德芬拨开人群,看到一张贴在山东省莱阳县街头的招兵启示时,高兴地跳了起来。那时,她22岁,在莱阳县万里原河马崖村做妇女工作,常甩着齐耳的学生头在村里忙前忙后。

　　几乎同时,与薛德芬家只有一河之隔的宫翠英,也从当村长的父亲那里得知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招兵告示。“我要出去看看去!”16岁的宫翠英晚饭时告诉家人。母亲放下碗筷,转身哭了起来；父亲低头思忖半晌说:“个人的路个人自己去闯!”

　　那年农历六月初六,薛德芬、宫翠英加入了进疆队伍,成为两万多山东进疆女兵中的一员,与茫茫的戈壁荒原展开了一段跨越世纪的不解之缘。

　　“电影里说,新疆的葡萄比鸡蛋都大”

　　薛德芬很快发现,在戈壁滩上,水是更加珍贵的东西。因为极度缺水,人人嘴上都起了泡,最后大家哭不得、笑不得、吃不得,一张嘴,唇上就裂开一道道血口子。“最长的一次,我有将近两天没吃没喝。”

　　薛德芬老人至今难忘65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新疆鸟瞰》。确切地说,那是一部稍短的纪录片,在新疆军区招聘团到莱阳县动员过程中反复播放。里面的新疆如诗如画,令人神往。“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电影里说,新疆有很多土地,那里的葡萄长得比鸡蛋都大,哈密瓜的水滴下来黏手。”

　　这对薛德芬是极大的诱惑。薛德芬一家十几口人,只有五六亩地,每年种些麦子、谷子、高粱、红薯。家里壮劳力才能吃上白面,女人只能吃红薯,“经常吃得胃泛酸水,干着活儿就想吐。”家中弟妹众多,作为老大的薛德芬经常要下地干活儿,没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说参军进疆后,能进学校学习,或进工厂当工人,或到农场开拖拉机,或进部队文工团……

　　动员感召之下,红旗下长大的热血青年莫不群情高涨。有老人回忆:她们当中,有的瞒着父母家人,身高不够的就把鞋跟垫高了,体重不够就在口袋里装石头、秤砣,年龄不够的谎报年龄……一批批山东姑娘高唱着《共青团之歌》,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投入到新疆,投入到了巩固边疆、建设边疆的时代大潮中。

　　“当时我觉得,在家里当老百姓没有啥出息,我要出去闯荡、去看看。”来自山东昌乐、今年84岁的邢桂英老人回忆。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2年就有8000名山东女兵进疆。50年代,总共有超过2万名山东女兵从齐鲁大地来到天山南北。一辆又一辆满载着山东女兵的汽车,过玉门、出阳关,使得已经沉寂了几个世纪的丝绸古道上又迎来了滚滚烟尘。

　　宫翠英老人难忘在家乡的最后一顿饭。农历六月初六那天,女兵们赶到莱西县吃中午饭,“一桌12个人,一人发三大碗面条,配着白菜。我们在家里,哪里吃过白面,撑死了每个人也就吃了一大碗面条。”

　　山东女兵们先坐火车到西安,再坐汽车,一路向西入疆。

　　最初,通往新疆的旅途充满歌声和欢笑。大家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登上火车后,打打闹闹,车厢里反复播放着“年轻的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等革命歌曲。宫翠英和薛德芬坐在一个车厢里,分成了两组,开始对歌。“这边唱完了,那边唱。唱累了就聊天,说那里的瓜果有多好吃。”

　　薛德芬记得,从西安换乘汽车后,大卡车上架了篷布,一车坐四五十人。为防止沿途残匪的偷袭,不让大家唱歌喧哗了。姑娘们坐在行李上,相互靠着,饿了就拿出发的锅盔啃一啃。

　　在西安时,薛德芬长了个心眼儿,把父亲给她的十元钱全买成了肉馍馍,随身背着。但她很快发现,在戈壁滩上,水是更加珍贵的东西。因为极度缺水,人人嘴上都起了泡,最后大家哭不得、笑不得、吃不得,一张嘴,唇上就裂开一道道血口子。“最长的一次,我有将近两天没吃没喝。”

　　一路西行,越来越荒凉,姑娘们的议论也越来越多。有个年纪大一点的山东姑娘说:大戈壁这么大、这么远,也不知道把我们拉到哪里去。薛德芬在家乡做惯妇女工作,站出来安慰大家:“当兵了、工作了,就得好好干。干得好,组织上就能批假,就可以回家看爹娘了。组织上不会骗我们。”在她的劝说下,大家平复了情绪。

　　两个多月后,薛德芬和宫翠英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在部队召开的动员会上,一位领导告诉大家:在新疆要安下心、扎下根,在这安家落户。

　　然而,迪化并非她们最后的归程。略作休整,山东女兵们又被四散分到广袤的新疆土地上,进疆之路比想象的更加漫长、艰难。薛德芬记得,农历八月十五那天,她们抵达城化(今阿勒泰),所有的中队重新编队,她被分配到骑7师21团医院工作,驻扎富蕴县。宫翠英由于从小能歌善舞,被分配当上了文艺兵,每天的任务就是排练节目,逢年过节到基层连队慰问演出。

　　记者眼前,破旧的毛巾、模糊的姓名牌,这一件件满载历史的老物件,都在诉说着那一段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7月13日下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二二二团的光明小区,82岁的宫翠英老人从衣柜里翻出了一件珍藏六十多年的军大衣,穿上后来了一段新疆舞蹈。

　　“平时我都舍不得拿出来,今天‘娘家人’来了,我心里高兴,一定要穿一下看看。”宫翠英老人眼泛泪光,“好像又回到当年第一次穿军装的时候了,那时我还只是个小丫头呢,成了一名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心里特别高兴。”

　　“山东女兵,干十分,说三分!”

　　戈壁滩上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刚来到这里,大家就地挖“地窝子”,往地上挖一挖,大粗布往顶上一篷,当晚就住进去了,一住就是好多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独一无二的兵团。数十万职工按照“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和新疆布防的需要,挺进和屯驻在新疆两大沙漠的边缘地带,用坎土曼或人拉犁等近乎原始的劳动工具,在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亘古荒漠上,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治沙治碱,开辟新绿洲。

　　在那个物质条件并不丰富的年代,虽然大家对新疆的情况有心理准备,但是现实情况比她们想象的更加艰苦。对女兵们来说,西征壮举,遇到的是丰满理想和骨感现实的巨大反差。

　　戈壁滩上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刚来到这里,大家就地挖“地窝子”,往地上挖一挖,大粗布往顶上一篷,当晚就住进去了,一住就是好多年。地窝子是新疆屯垦史上的特殊产物。在兵团屯垦戍边的史册里,是不可或缺的产物,它见证了一对对屯垦戍边夫妇洞房花烛、喜添新丁的幸福。

　　“床铺在左边,锅就在右边紧挨着,干什么都是在地窝子里解决。”兵团十二师退休工人邢桂英老人说,她曾在五师十五团三营劳动了19年。

　　吃水是个大难题。邢桂英说,刚来的时候,吃的水是在地上挖个坑,从渠道里放下来的水流到坑里。“水里面啥都有,羊粪蛋、牛粪蛋、驴粪蛋冲下来,在坑里头漂着,我们就把粪蛋捞出来,把水烧开了喝。”

　　在兵团十二师二二二团文幸小区,薛德芬老人回忆起入疆时遭遇的大蚊子,用双手抱住了胳膊。“蚊子太多了,又大,地窝子的墙上都是蚊子,墙都是黑的。我们被咬得皮肤溃烂,干活儿时,大家把蚊帐纱做成帽子戴在头上,戴着厚厚的手套。后来兵团的飞机开始撒农药,蚊子才慢慢少了。”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虽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劳动热情。当时兵团有个口号,“粗粮吃细粮卖,兵团的姑娘不对外,刮风下雨才是礼拜。”

　　夏天种地、种棉花、除草,到了冬天就平沙包。小的沙包,人先用筐子挑过去,第二年,平地的面积就多了一点了。兵团十二师退休工人迟中格老人回忆说,最辛苦的是挖排碱沟,深的地方比房子地基还要深,进去之后鞋子就全湿了,白天挖沟,晚上睡在沟边。

　　每天似乎都有干不完的农活,一年四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大家连吃饭都是在田边解决。很多老人回忆:每天送了饭去,一个班用一个大盆盛着,从地里掰个红柳树枝,再不然就从棉花地里找棉花杆子,把树条子、棉花杆子上的土撸一撸,倒上点开水冲冲,当筷子吃饭了。

　　邢桂英一天捡棉花多达一两百公斤。“我是党员,不能落后,要争先,干什么我非要跑到前头。”十二师二二一团退休工人任华成老人回忆:当时捡石铺渠,她干得又快又好。场长到工地检查工作,问她一天能捡多少立方石头。任华成说:能捡七八立方。场长嫌她进度慢,跟指导员提起这事儿,指导员笑着说:她那是谦虚,别看一个女同志,一天能捡十七八立方呢!

　　有活儿抢着干、干十分说三分,这是实在的山东女兵们最简单、最单纯的想法。场长听后恍然大悟,说:山东人最能干。山东人朴实能干的形象也因此竖立在了新疆人心目中。

　　休息的时候,也不能闲着。在迟中格家里,有一台陪她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缝纫机,现在她还能用来作简单的缝纫。“年轻手脚利索,一个中午头不睡觉,就能给别人缝出六条裤子来,也不要人家钱。都说山东人实在。”

　　就这样,军垦一代们用近乎白手起家的创业方式,靠一双手和最原始简单的劳动工具,在戈壁荒滩上建新城、办工厂、发展社会事业。当年她们怀揣梦想,从齐鲁大地来到茫茫戈壁滩。如今的新疆,戈壁变良田,沙漠变绿洲,而她们已经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奶奶,跨越半个世纪多,乡音依旧难改。

　　65年过去,如今,挂在这些八旬老人们嘴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没有给山东人丢脸,来到新疆我们给山东人争光了。”

　　“嫁给军人,是很光荣的事情”

　　基层连队组织转而采取了很多巧妙、温和的方法,继续撮合女兵和大龄军官们的结合。女兵们经常被组织起来上课讨论:老同志为啥打仗负伤,老同志为啥没有文化,老同志为啥没有结婚

　　历史上,新疆自汉代以来就出现了“屯垦戍边”的治理模式,但各朝屯垦始终无法摆脱“一代而终”的结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屯兵戍卒不能扎根边疆,他们的家人往往都在内地,随着年岁的增长,人心思归。

　　征女兵入新疆,大大平衡了男女比例。很多女兵还给家里写信,动员家人来新疆。根据资料,到1954年,当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时候,部队中的女性比例已经增长到约占全体人员的40%,客观上解决了士兵们的婚姻问题。

　　戈壁滩上的庄稼、瓜果成熟的时候,一批批女兵也和一批批战士组成了一个个家庭,这不仅解决了驻疆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也保障了屯垦戍边的顺利进行,坚定了兵团人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决心。

　　“组织上给我发了个老公!”一些仍在世的山东女兵回忆起来,半开玩笑地这样说道。

　　兵团十二师二二二团退休工人綦珍香老人的老伴儿比她大十几岁,她至今对这段婚姻难以释怀。由于当时她年纪相对较大,领导找她谈起婚配问题,谈了几次她就同意了。“我周围有些老乡,组织上给介绍了好几个男兵都没同意,后来也没有怎么样。”

　　采访中,也有老人提及:早上出去劳动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结婚；中午回来,洗脸盆和衣物就被收拾到男方的屋子里了。一位老人说,“当时我们都说,自己是被通知参加自己的婚礼呢!”

　　这种婚配方式很快就被叫停。到上世纪50年代末,军垦官兵就必须每人带粮票和布票,放两个月假,回内地老家找老婆,找不到的算没完成任务。

　　“我跟老伴儿是自由恋爱的!”在采访中,一些年过八旬的山东女兵都这样说。文化水平较高的女兵还记得,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刚刚公布施行。“自由恋爱,自由婚配的观念刚开始普及,组织上后来更倾向于创造男兵女兵相互了解沟通的机会,而不再是简单的拉郎配。”

　　基层连队组织转而采取了很多巧妙、温和的方法,继续撮合女兵和大龄军官们的结合。女兵们经常被组织起来上课讨论:老同志为啥打仗负伤,老同志为啥没有文化,老同志为啥没有结婚。

　　“现在回想起来,我跟老伴儿唐永贵算是一见钟情吧,只不过那时年纪小,还说不清。”宫翠英老人说。

　　在宫翠英老人的自述回忆中,这样写道:到迪化时,一批男兵来接我们,其中一人就是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唐永贵。当时我们就认识了,但我年纪太小,还不懂得爱情。后来,唐永贵和我通信,开始只讲彼此的工作情况,慢慢发展为写情书,通过写信的方式确定了恋爱关系。1955年,经过三年恋爱,我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次年有了爱情的结晶。和我一起参军的几个女兵也都通过自由恋爱喜结连理。

　　“唐永贵在欢迎我们女兵的时候说:小鬼,热烈欢迎你们到部队!我当时大声反驳,报告首长,我们是人,不是鬼!他哈哈大笑,我们一头雾水。”回忆起青春岁月,宫翠英微微歪头,嘴角噙着笑意。

　　“那时候嫁给军人,是很光荣的事情。”薛德芬老人说。当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很高,生活条件也较好。她回忆,转业前,当时她每月除了拿工资外,生了孩子有补贴、保姆费,每月除了花销,还能给家人寄些钱。

　　薛德芬老人用“相濡以沫”来形容自己和老伴儿刘积禄之间的爱情。她在自述回忆里这样写道:在几年的工作中,我结识了医院的指导员刘积禄,他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对医务人员工作要求很严,对我们的生活也非常关心,谁病了他都亲自看望,安排食堂做病号饭；谁家里有困难,他都尽力帮助解决。时间一长,彼此产生了好感。1954年10月1日,我们结婚了,从此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互相体贴、帮助。一年后,我们有了大女儿。

　　1960年,工一师按照王震将军的指示,决定创办阜北农场(现十二师二二二团),师党委从各单位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支垦队,唐永贵、刘积禄都带头报名。几个月后,宫翠英、薛德芬也随之搬迁,从此在二二二团安家落户。

　　“将军当红娘,组织当月老,把来自遥远的渤海之滨的她们许给了新疆、嫁给了兵团。”第九批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喀什地委副书记杨国强说,山东女兵的到来和扎根,为部队官兵的稳心定神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兵团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她们,大漠荒原才有了欢乐,有了香火,有了炊烟,有了家庭,有了温情,有了根基。

　　托儿所里长大的“第二代”

　　刘积禄当时是干部,怕影响不好,告诉薛德芬:花那么多钱雇人看孩子,你不如离职在家专门带孩子。薛德芬很不服气,“不如你先写个报告,告诉组织,你要看娃娃,我劳动赚钱养你。”从此以后,刘积禄再也不提这茬儿了

　　在一场艰苦异常的开荒战争中,对新增人丁的渴望远胜过其他。山东女兵入疆,在戈壁滩上建立了一个个家庭,很快,她们大多有了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

　　女兵的生活多是劳动或者学习,少有时间在家照看孩子。在劳动竞赛如火如荼的年代,女兵母亲们仍像未婚女兵一样工作,不工作就是吃闲饭。宫翠英也是一个无暇顾及孩子的母亲。大儿子小时候,很多天都是一个人在地窝子里哭泣度过,哭累了,就趴在摇篮上睡着了。

　　1953年,新疆军区决定完善后勤体系,帮助女兵照顾孩子。士兵们不辞辛劳用土砖盖起了一些平房作为托儿所。在石河子市军垦博物馆里的一张图片显示:一群穿得胖胖的,套着白色肚兜的孩子围在一台钢琴旁边,跟着一个女老师唱歌,憨态可掬。

　　托儿所没建之前,薛德芬听说过很多“很惨的故事”。一个复员女兵疏于照看孩子,孩子扑到了炉子上,烧死了。薛德芬决心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她把一个月收入的大部分拿出来,雇保姆照顾孩子。“三个女儿在进入托儿所之前,都是保姆带大的。”

　　刘积禄当时是干部,怕影响不好,告诉薛德芬:花那么多钱雇人看孩子,你不如离职在家专门带孩子。薛德芬很不服气,“不如你先写个报告,告诉组织,你要看娃娃,我劳动赚钱养你。”从此以后,刘积禄再也不提这茬儿了。

　　薛德芬说,“我有两只手两只脚,哪里不能去?什么不能干?我到哪里都能靠劳动养活自己。

　　托儿所成立后,全托是一个月30元钱,一天四顿饭,孩子们每天的食物包括鸡蛋糕、苹果等,一个礼拜接一次孩子。新疆大生产期间的孩子除少数被送到父辈老家抚养,绝大多数都是在托儿所长大。

　　对很多女兵来说,劳动吃苦不算什么,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1957年,宫翠英所在的部队全员复员,之后她成了一名建筑工人,哪儿有工程就往哪儿去,经常在建筑工地一个月都不能回家。

　　“山东人个性强、不落后。”虽然丈夫是兵团领导,作为一个一岁多孩子的母亲,宫翠英完全可以经常回家看孩子,但要强的她从不搞特殊。大儿子1958年出生,不到两岁就送到了全托幼儿园。

　　1959年6月30日下午,是宫翠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工程完工后,她终于见到了一个月都没见到的孩子,但却看到他正在打针。宫翠英心疼地将正在发烧的孩子抱回家,第二天一早和丈夫一起,乘坐最早的车到了乌鲁木齐市大医院。

　　“医生说,你这个娃娃都不行了,脑膜炎,病危了你才往这送。孩子爸爸说,我昨天下午才放假,整个六月都没放假,孩子妈也是刚回家。”大儿子的脑子烧坏了,明年就六十岁了,但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直到现在还需要专人照顾。

　　说起孩子,坚强了一辈子的宫翠英流下了眼泪,“有什么办法,当时为了工作,不兴请假。”

　　海风的味道、晒干的咸鱼渐成记忆,大漠风沙中的土窝子才是自己可以触摸和真实生活的新家。山东女兵们把精力投入到教育下一代中,像母亲们当年进疆一样,“第二代”给兵团增加无数惊喜。兵团领导很多次骄傲地说,兵团出中国最好瓜果棉花,还出大学生。

　　“我从两位母亲身上学习了很多宝贵的东西——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和抗争的勇气,它们一直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力量”。薛德芬老人的女婿江庆伟说。江庆伟的母亲也是一名山东女兵,兄弟姐妹每每遭遇挫折,就会拿出母亲当年相较,鼓励自己像母亲一样靠自己努力。

　　岁月流逝,荒原上第一代母亲开始老去。相当数量的“第二代”留在新疆,成为新疆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从父辈手里接棒进一步建设新疆。

　　从海边的莱阳小村到天山下屯垦戍边,宫翠英和薛德芬携手走过了65年。“人这一辈子,到死问问自己做了什么?值得吗?”宫翠英老人抚摸着老照片,喃喃自语。薛德芬老人拉住她的手,“我们到了新疆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这是两万多山东女兵一生的真实写照。她们是齐鲁儿女的骄傲,更是新中国屯垦戍边和鲁疆人民友谊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