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限塑令”正式施行的第九年。总的来看，取得的成效还是不小的，但依然难以让人满意。据调查显示，“限塑令”处境尴尬：小商铺直接提供免费塑料袋，大商店卖塑料袋，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在一些地方，“限塑令”可以说名存实亡，已几乎沦为“卖塑令”。

　　舆论指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既有监管层面的问题，也有利益关系的掣肘，也有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政府部门而言，加大监管力度、创新监管方式，是加强源头治理的题中之义。“限塑令”也应该延长监管链条，不仅要限用，也要限售、限产，在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同时发力。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监测数据显示，从6月1日至6月22日，共有与“限塑令”相关的网络新闻6221篇，报刊报道307篇，博客、论坛帖文1306篇，微博评议463条，微信订阅号文章3545篇，APP采集信息132条。

　　九年后“限塑令”变形走样

　　一边是“白色垃圾”满天飞，一边是大袋小袋任性用。“限塑令”如风过耳，似乎难以记起。

　　这几天，全世界都在聊一只叫蒂娜的澳洲海龟，它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救活它的兽医发现：蒂娜的肠道里满是塑料碎片。有数据称，澳大利亚人每年会把约8000万个塑料袋扔向海洋！地球是一个整体，“白色污染”当然不只是别国的事情。一项中国海洋鱼类的调查显示，在20多种经济价值较高的常见鱼类中，90%的鱼类样本中都发现了微塑料。

　　似乎有人的地方，就有白色的“风景”。国家邮政局数据称，2016年我国一共产生300亿个快递包裹，2018年将达到500亿个。此间产生的包装盒、塑料袋及辅助包装材料同样也是天文数字，这还没算商场超市和地摊菜场里铺天盖地的塑料袋。

　　《光明日报》指出，“限塑令”实施初期，商场、超市、菜市场一度出现无免费塑料购物袋的局面，人们购物也开始使用其他材料的购物袋。当时的调查显示：全国3万多家塑料袋生产企业中，有一半左右停产或转产。可以说，效果相当显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免费塑料购物袋开始悄然回归，“限塑令”刚出台时的明显效果不复存在。

　　监管不力是“限塑令”被“架空”的重要原因

　　小商铺重新提供免费塑料袋，大商店继续售卖数量可观的塑料袋……9年过去了，政府颁布的“限塑令”最终未能有效控制“白色污染”，原因何在？

　　监管不力被认为是“限塑令”被“架空”的直接原因。《光明日报》指出，想当初，超市、菜市场总是有人检查“限塑令”的执行效果，商家自然不敢放肆。但塑料袋的生产企业众多，销售渠道和使用场所更是五花八门，在旷日持久的“猫捉老鼠”游戏中，监管部门鞭长莫及，检查力度和频次跟不上，导致一些商家又肆无忌惮地提供、使用不符合要求的塑料袋。

　　面对塑料袋产业的各个相关方，《人民日报》同样认为，政策执行陷入监管之难。首先，塑料袋几乎渗透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强大的监管力度，面对洪水般的生活细节也难免捉襟见肘，这导致政策的执行效率较低。其次，塑料袋生产商和零售商家有着利益最大化的诉求，也就有了逃避监管的动机；而消费者由于享受着塑料袋带来的便利，已养成短期内难以割舍的消费依赖。监管有难度，生产有利益，消费有依赖，各方行为的交叉地带，恰为塑料袋留下生存空间，使得“限塑令”陷于空转、难以落实。

　　在既有的困境之外，“限塑令”还面临新的难题。有人做了这样一个统计：按照每个订单平均使用两个餐盒估算，目前国内互联网订餐平台一天使用的塑料餐盒量约达4000万个。快递行业一年需要120亿个塑料袋、247亿米的封箱胶带。在互联网经济高歌猛进之时，小小塑料袋的问题已经不得不引起重视。

　　重振“限塑令”需多方发力

　　“限塑令”几乎沦为“卖塑令”，如何让“限塑令”重新焕发活力，对政府、消费者、市场而言都是不小的考验。

　　在执行中，如果只是政府部门单打独斗，那就注定会独木难支，还应该调动社会、市场和消费者的力量，共同参与到塑料袋的治理过程中。对于治理者来说，“限塑令”遇到波折，恰是丰富治理手段、提升治理能力的契机。随着环境治理能力和公众环保素养的提升，相信我们终有一天能够告别那些危害环境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共同的家园更加干净美好。

　　看世界各国，“限塑令”从不是孤军奋战：比如，对于自备购物袋的消费行为，积分奖励、可抵税等是国外常用的激励手段。这些实惠的细节，解决了“限塑令”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尴尬。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让“限塑”成为公民自觉，还得从文明进程和现实考量出发，既要有罚在痛处的“板子”，还得有奖在明处的“糖果”。在“互联网+”时代，“限塑令”要复活，监管固然要给力，公共治理更要有情怀、讲智慧。

　　总的来说，进一步完善“限塑令”制度，应让各方都更为主动地履行“限塑”义务，从源头上、流通上、使用上，全面解决制度不严、落实不力、监管不细等问题。这才是“限塑令”的长远执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