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我们来到浙江绍兴，这个不大的地方，却是文化重镇。文脉充盈，可谓源远流长。仅从清顺治三年（1646）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绍兴府的举人就多达656人，居全国科甲排行榜前六位。读书—应试—做官，这一直被绍兴上流社会视为读书人的“正途”。

　　鲁迅房族的发迹，即始于六世祖周韫山在清乾隆年间中举。鲁迅祖父周福清先后参加过乡试、会试和殿试，差一点中了翰林，被皇帝授了一个“翰林院庶吉士”的头衔，当了一任江西省金溪县知县。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文运不佳，但也中过秀才，被称为“秀才相公”。

　　在很多人眼里，都认为鲁迅是坚定的反封建思想的战士，他厌恶仕途，尤厌恶八股文，厌恶吃人的礼教制度。但作为周家的长房长孙，青年时期系统地学习经典，在三味书屋，拜绍兴名师寿镜吾先生门下。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他也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

　　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曾在《中国艺术报》上撰文说：“那是在1898年冬天，已考取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矿务铁路学堂的鲁迅，因外籍教员尚未到任，学校推迟了开学时间，所以从南京回绍兴省亲，正好赶上了当年的会稽县考。这属于童生考试，考好了即能中秀才。鲁迅虽然对此毫无兴趣，但堂叔周伯文和周仲翔一再动员他赴考。迫于无奈，他便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跟二弟周作人一起参加了阴历十一月初六日（公历12月18日）举行的这场县考。戊戌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月10日）发榜，鲁迅得了第137名，周作人得了第484名。这次参加考试的总共有500多人，鲁迅名列137，是还不错的成绩。但他考完立刻就回南京了。戊戌年十二月初二（1899年1月13日）在杭州举行府考，鲁迅没有参加，堂叔觉得可惜，极力动员鲁迅的母亲找人代考，以便在考试档案中保留一个名字，进一步参加院试。这位代考者名叫莫理京，是仲翔叔的内弟，结果他只考了第320名。”

　　鲁迅参加的这次科举考试，是清政府最后一次以八股文开科取士。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特别规定的文体，每篇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排偶，题目取自《四书》《五经》，不能自由发挥，所以非常束缚思想。1905年，清政府下诏废科学，推广学堂，科举制度就彻底在中国终结了。

　　耐人寻味的是，跟鲁迅一起参加会稽县考的考生中，名列第一的是住在绍兴东关长塘后庄村（今上虞县）的马一浮（1883-1967）。马先生幼名福田，少年时读书，过目能诵，时称神童。后来成为了国学大师，工于诗词，精于书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岳父汤寿潜又培养他学外语，掌握了法、德、日、俄、西班牙、拉丁文六种语言，曾最早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引进到中国。

　　马一浮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大学校歌》的词作者，浙江大学原教授。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丰子恺推崇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曾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蒋介石许以官职，均不应命。建国后，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周恩来总理尊他为“中国当代理学大师”。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马一浮治学格言传于后世者甚多。比如：“读书如人行远，必假舟车。舟车之行，须由轨道，待人驾驶。驾驶之人，既须识途，亦要娴熟。不致迷路，不致颠覆，方可到达。故读书之法，须有训练，存乎其人。书虽多，若不善读，徒耗日力。不得要领，陵杂无序。不能入理，有何裨益？所以《学记》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古人以牛驾马，有人设问曰： “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此以车喻身，以牛喻心。车不自行，曳之者牛。肢体运用，主之者心。故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须知读书，即是穷理博文之一事。然必资于主敬，必赖于笃行。不然，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必涵养纯熟，然后气自常定，理自常明。逢缘遇物，行所无事，毫不费力。然其得力处，皆在平日读书穷理工夫不间断，于不知不觉之中，滓秽日去，清虚日来，气质自然清明，义理自然昭著，此正孟子所谓集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