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把端午又称“女儿节”。《帝京景物略》云：“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曰‘女儿节’。”不仅节日名称有异宋代，民间风俗也有变化。来自民间的许多夏令保健活动，也掺杂在这个节日习俗中。例如在五月五日正午前，人们要群入天坛去避毒，过了正午才出来。在端午节还讲究捉虾蟆取蟾蜍，其方法是用针刺破蟾眉，将蟾蜍汁挤出。蟾蜍是一种珍贵的中药，可拔毒、消热、消肿，治疗疔毒恶疽有奇效。以菖蒲渍酒饮用避恶气，用艾叶插门固为前代之遗俗。

　　在康熙三十三年刻的《登州府志》上，对端午的习俗有如是记载：：“在教场上立彩门，悬葫、鸽于上，走马射之，中葫则鸽飞跃，谓之“演柳”，间一行之。土民之家饷角黍，泛雄黄、菖蒲酒。儿女辈彩索缠臂，簪艾叶、榴花，佩朱符以辟邪。四民群向山海抚景为乐。是日多蓄艾。”

　　明代端午时，还出现了新风俗——用雄黄涂耳鼻，认为这样可以避虫毒。据《闽越搜奇谈》云：闽地在五日，还以雄黄浸水，蘸书“王”字于儿童额上，这种风俗称作“画额”。古人对雄黄杀虫驱毒作用早有认识，葛洪《抱朴子˙仙药篇》已有论述。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解释：“雄黄味辛温有毒，具有解虫蛇毒、燥湿，杀虫驱痰功效。”在没有碘酒和红药水的年代里，先民们用白酒浸雄黄，再加几块白矾，待酒挥发干后，便成了雄黄矾，用来杀菌消毒。因此，每逢端午节，人们把房子打扫干净，在房内食物贮存处及厨房里洒上雄黄水，用来杀死或防止毒虫。

　　虽然在宋代就出现贴天师符风俗，但到明清才广为流行。不但有天师符，还有“五雷符”“纸符”“五毒符”“五瑞符”等。《清嘉录》记载吴地风俗从五月朔日人们就从道院求得天师符贴厅中以镇恶，到六月朔始焚而送。就是小户人家也多贴五色桃印符彩，有的还在符彩上画姜太公、财神、聚宝盆、摇钱树之类。到道观或寺院请符，必须要先拈香朝拜，再付给道士或和尚符金，才能买到。在论年节时我们谈到门神钟馗，在明清之际时，却让门神位于敬德、秦叔宝，而在五月端午，坐上了中堂。吴曼云《江乡节物诗》小序写道：“杭俗，钟进士画像，端午悬之以逐疫。”其实，不仅杭俗如此，《燕京岁时记》记述北京风俗也是一样，“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画天师、钟馗之像，或绘画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竞相争购，贴之中门，以避祟恶。”

　　根据《帝京岁时纪胜》与《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北京端午风俗，与明代基本差不多。“家家悬朱符、插蒱龙艾虎。窗牖上贴红纸吉祥葫芦，幼女剪彩叠福，用软帛缉缝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朱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这种风俗直到近来在北方农村尚比较流行。陕西关中农民每年端午就用布缝制五毒、老虎、葫芦等各色香囊，不过里边除装雄黄、艾叶外，还有的装入香料，闻来清香宜人，吊上五色丝线，佩于小儿胸前。清代端午也是极力打扮小女儿，已出嫁之女也可回家归宁，称之“女儿节”。其他游览、射柳、端午避恶风俗基本沿袭明代，均无多大发展。

　　清代南方尤其吴地端午风俗讲究要稍多一点。

　　贴天师符，挂钟馗像，还要截蒲为剑，割篷作鞭，辅以桃梗、蒜头，悬于牀户，用来却鬼，称之“篷鞭蒱剑”。北方五毒符一般是画于黄纸，而杭州五毒是用五色彩纸剪出蟾蜍、蜥蜴、蜘蛛、蛇虺等五毒形象。从汉代就流传下来的朱索、缤命缕遗俗，在杭州清代时却称为“长寿线”。结五色丝为索，系在小儿之臂上，一般男左女右。对小儿来说，还有一种风俗，就是编铜钱为虎头形，挂在小儿胸前，以示其勇猛，称作“老虎头”；有的给小儿肚兜上绣虎形，称作“老虎肚兜”。这些风俗一直流传到近现代，有些至今还颇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