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五毒俱全。如果说第一毒是愚，第二毒是贪，第三毒则是滑。有如过江之鲫的滑头当中，还是能分出个三六九等，第一等必不可少这二位大人：王文韶和徐世昌。这不仅因为他们都官居大学士——王文韶是武英殿大学士，徐世昌是体仁阁大学士，清朝的大学士为正一品，堪比古代宰相；更是因为他们都滑到了极致，试观二人绰号——王文韶绰号“琉璃蛋”“水晶灯笼”“油浸枇杷核子”(枇杷核子已经够滑了，加以油浸，简直无法着手)，徐世昌绰号“水晶狐狸”，前后之间，交相辉映。

　　王文韶的日记，起自同治六年(1867年)，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前后历时36年。其早年日记，论及时人，虽以赞誉为主，偶尔还是敢于非议，如称林则徐“学问经济实为本朝有数人物，而立法太严，亦有未免过火之处，又以讲求操守，易致疑人，致为谗言所动”。中年之后，渐趋简约，如同记账，每天见了哪些人、干了哪些事、写了哪些信等，此外不着一字。最令人气闷的是，我一直想看看王文韶在戊戌变法与义和团期间的见闻，不料打开日记，翻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现只记到闰三月二十九日，“以下缺”，这一缺就是一年半；随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从元旦写起，到五月十四日，“下缺”，这一缺又是半年……这些缺失的日记，不难推断，销毁者正是王文韶本人。

　　徐世昌日记(即《韬养斋日记》)起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止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前后历时55年。但内容却远逊于王文韶日记。我重点阅读了其辛亥年(1911年)日记。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翌日，徐世昌在北京得到消息，日记云：“未明起，入直。巳正三刻散。拜客一家。回家。午后杏荪、琴相来谈公事。同琴轩谒庆邸会议公所。久谈。归。约铁路南北段总办诸人谈公事并请宴。闻武昌为叛兵所扰，瑞总督乘兵轮到汉口。”后日日记云：“未明起。入直。午初三刻散。回家。午后小憩。会客至晚，留姜翰青、李季皋晚饭，又久谈始去。”这两条同为流水账，枯涩的笔下几无可发掘的细节，这般滴水不漏的写法，难为他坚持了55年。

　　像王文韶、徐世昌这么写日记、删日记，作者必定是一个滑头。他们连写日记这等秘事，都不愿留下蛛丝马迹。像曾国藩日记议论风生，李慈铭日记嬉笑怒骂，对他们而言，直如天方夜谭。

　　细读王文韶日记，还是能发现一些意味深长的线索。他的滑头，并非先天赋予，而基于后天磨砺。他是沈桂芬的门生，沈桂芬在军机处执政期间，他一路青云，年仅四十便出任湖南巡抚，贵为封疆大吏，待沈桂芬病逝，他随之迎来了苦日子。彼时政坛派系林立，内斗不息，其中一种斗争谓之南北之争，北派领袖是李鸿藻，南派领袖即沈桂芬。王文韶是铁打的南派，如此一来，北派必欲去之而后快。光绪八年(1882年)，他因云南军需案被弹劾降职。五年之后复出，他无可依仗，只能两头三面，从此开始了政治琉璃蛋的滑头生涯。

　　王文韶的滑头，一来表现为装聋作哑、逃避责任；二来表现为和稀泥，谁也不得罪。老年耳聋，于他人是疾病，于王文韶则如恩泽，哪怕他听清了，依旧装聋，惟余一张笑脸，连慈禧太后都骂他是“琉璃蛋”。至于和稀泥，试看高树《金銮琐记》记录的一则故事：义和团兴起，王文韶认为不堪大用，于是上疏朝廷，主张不宜围攻使馆，与列强交恶，结尾则道“如以臣为荒谬，臣亦不敢胶执己见”，大权在握的端郡王漪拿到上疏，以为当杀，读至结尾，遂不加罪，“人谓王文韶不愧水晶灯笼之名”。

　　王文韶的滑头之主旨，在于避事，用现在的话讲，即“为官不为”。相形之下，徐世昌一贯敢于任事，其滑头之主旨，则在周旋。他和袁世凯是把兄弟，其仕途屡受后者提携，1909年初，袁世凯被迫下野，他却照旧官运亨通。两年后皇族内阁成立，在一干满族亲贵当中，他则占据了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纵使用于装点门面，那也可见他是何其讨人欢心。就这一点来看，水晶狐狸的道行，似乎要高于水晶灯笼。

　　比徐世昌幸运的是，王文韶死于1908年，倘若再活三五年，不知这个老滑头会闹出什么笑话——徐世昌为世所讥，即在大清与民国之间首鼠两端。他死后还得了个谥号，曰“文勤”，如果说其前半生勤于政事，后半生大抵只是勤于磕头。当这样一人被委以重任，国事如何，不问可知。

　　(羽戈/《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