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张廷玉，知情者多半会联想到“六尺巷”的故事。其实，修书劝家人退让宅基地的是张廷玉的父亲张英，时任礼部尚书。有道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到了张廷玉考中进士，入京做官后，家学与家教在他身上传承得更为出色。因其“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居官五十年，历经康雍乾三朝，开文臣封侯伯之先例，而且是清廷汉臣唯一配享太庙的人。直到今天，人们仍称他是史上最成功的秘书型人才。

　　这里所谓秘书型人才，并非指单一的文秘，仅仅是起草发布文告，承担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的二传手，还包括执行力与创造力兼容并包的品格与智慧，属于复合型人才的范畴。高素质的秘书型人才，在过去和今天都很紧缺。

　　张廷玉考中进士后，确曾以文秘见长而被重用。他理解口谕之准，起草文书之快，无人能出其右。雍正即位之初，“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张廷玉片刻拟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才思敏捷，文笔流畅，乃文秘人员的基本功，张廷玉不过是驾轻就熟而已，其从政素养是远在此之上的，否则，怎称得上集能贤于一身的“首席秘书”呢？张廷玉生病不能上朝，雍正问左右：“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近侍惊问其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雍正的措辞，听起来有些玄虚和矫情，但也足以看出，他已把张廷玉视为自己的臂膀了。

　　办事勤勉，严谨缜密

　　西北用兵时，张廷玉“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傍晚回家，仍“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军情紧急时，每日常有百数十人抱牍案环立于旁等待批答，以至坐在肩舆之中也不得闲。即便如此，张廷玉也毫不懈怠，无一事出错或耽搁。雍正赞曰：“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张廷玉记忆力很强，能将各部院大臣、全国疆吏的出身、经历甚至姓名、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但却心思缜密，与督抚外吏几乎没有书信往来。雍正对他信任有加，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他却未曾走漏一丝风声，就连被他举荐的人也不知情。

　　建章立制，创新行政

　　雍正七年(1729年)，西北军情紧迫，为便于及时处理，清廷“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后改称军机处。张廷玉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后，对这一机构的职能、制度以及奏批方式，进行了有效简化与规范，使之成为维系清朝统治的中枢。张廷玉开创的“廷寄”谕旨之法，比明发上谕更易于保密，且传递迅速，提高了朝廷政令的推行效率。

　　以身作则，清廉自守

　　当一个人对身外之物毫不动心，任是金刀银枪也奈何他不得。张廷玉位高权重，想要讨好他、巴结他的人比比皆是，但他却不置私产，甘守清贫，慎始慎独，一以贯之。雍正念其劳累、清苦，赏银两万两，张廷玉也谢恩不受。实在推辞不过，就用来资助公共建设。

　　长子张若霭精于翰墨丹青，经常出入内府鉴定字画。一次，张廷玉在僚属府上看到一幅名人山水古画，惊叹难得一见。孰料没过几天，这幅画竟然挂在张若霭的书斋中。尽管是人家投其所好相赠，张廷玉还是拉下脸来“冷嘲热讽”。若霭连忙跪地谢罪，随即完璧归赵。张廷玉主政吏部期间，有个同姓书吏，经常在地方奏章上做手脚勒索钱财。因他朝里有靠山，地方上得罪不起，只能背后骂他“张老虎”。张廷玉得知后，顶住各方压力，坚决将其撤职查办，被人誉为“伏虎侍郎”。

　　公忠体国，明哲进退

　　张廷玉29岁点为翰林，33岁入值南书房，45岁擢礼部侍郎，50岁升礼部尚书，累迁至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平步三朝，深受倚重。他回老家祭祖，雍正特赐如意，并在其谢恩奏折上批曰：“朕即位以来，朝内的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虽是君臣，情同契友。”为表对张廷玉的赏识，雍正特立遗诏，以其“器量纯全，抒诚供职”，配享太庙。在大清两百七十余年的历史上，张廷玉是唯一获此殊荣的汉臣，可见雍正对他的赞誉非虚。乾隆即位后继续奉其为汉臣之首，并特封三等勤宣伯，开清代文臣无战功而封伯爵之先例，可谓恩遇优渥。但他却能以唐代宰相郭子仪为楷模，位高不自矜，权重不自负，颇谙进退之道，不图后世之名，以至于在皇皇五百多卷的清史稿中鲜有他功业的记载，但青史自为贤者留名。

　　(王兆贵/《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