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国人远赴欧美留学早已成时尚。但在古代中国，尤其是隋唐时，外国人却以来华留学为荣。他们不仅在中国游学交际，甚至参加“公务员考试”——科举，成为政府的公职人员。

　　据《隋书·东夷列传》记载，公元608年，日本派出以小野妹子为首的遣隋使来中国访问。随同而来的有高向玄理、南渊清安、僧曼等8名留学生和学问僧。

　　在唐时，日本、朝鲜、越南、琉球，东罗马、大食等国家，纷纷派留学生或留学僧来中国学习。日本每批的遣唐使团，学生和僧人少则一二十人，多到二三十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甚至用参加科举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

　　公元717年，日本派遣的第九次遣唐使，人数规模达到557人，其中玄防、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人都是后来声名卓著的留学生。

　　依学习内容、形式和培养目标的不同，古代在华留学生分为“留学生”与“留学僧”。留学僧学习佛教典籍，而留学生则研习《论语》《诗经》等儒家经典。他们与中国本土学子在同一所课堂上课，所学习的科目也大抵相同。

　　外国留学生虽然身份特殊，却也受校纪校规的严格约束。按照规定，留学生如果有违纪行为，要受到相应处分，性质严重者甚至会被开除学籍，遣返回国。《唐会要》有记载，公元835年，7名新罗籍留学生因行为不端受到“勒还蕃”的最高处罚。

　　在华的留学生学成后，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参加最为重要的科举考试。唐时科举进士科最受重视，报名人数最多，录取人数却最少。当时每届约有千余学子应试，最后录取仅有二三十人，录取率低到了百分之二三，所以有“五十少进士”的俗谚。相对于本土学子，在华留学生因为母语的缘故，考中的难度更大。但即使如此，依然有留学生报名科举考试，更有不少人高中进士，成为一时美谈。

　　阿倍仲麻吕公元717年来中国留学，四年后就考中进士，还被授予官职。

　　在唐代，外国留学生学成后在华滞留的现象非常突出。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都曾长期滞留于中国。《旧唐书·东夷列传》记载，阿倍仲麻吕“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后来，阿倍仲麻吕干脆改汉式姓名为“晁衡”。他曾于公元753年因双亲年迈，跟随遣唐使团试图回到日本。但航船在海上遇到风暴，搁浅后又遭当地土人袭击，损失惨重。当时误传他已遇难，好友李白听说后还写下了《哭晁卿衡》，感叹：“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烧蓬壶。明珠不归沉碧海，白云秋色满苍梧。”不久，大难不死的阿倍仲麻吕重回唐朝，继续为唐廷效力。

　　阿倍仲麻吕滞留唐朝53年，曾邀请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扬中国文化。后来他在唐朝曾担任过镇南节度使等要职，最后病逝于中国。相比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在华滞留时间较短，但也长达19年才回国。

　　与阿倍仲麻吕际遇相似的外国留学生很多。以新罗留学生来说，晚唐至五代，进士及第有姓名可考者有89人之多。其中留学生崔致远12岁随海舶入唐，寻师力学，至18岁就进士登第，引得无数士子的羡慕。

　　到了晚唐时，因国力衰颓，科举考试走向保守封闭，录取的外籍士人寥寥可数。但在公元848年的科举考试中，却有一位来自大食（阿拉伯帝国）的读书人脱颖而出，高中进士。当年进士录取者仅有22人，可谓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但有外国人厕身其中，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新鲜话题。

　　传闻他进士及第后，曾引发朝堂内不小的争议。有人从维护中华正统的角度，认为一个区区的外籍“蕃客”，参与国家选拔人才的正式考试，甚为不妥，所以极力反对录取。但也有人认为科举录士，就是要不拘一格选拔有真才实学之人。宣武军节度使卢钧认为：“有的人尽管外貌是中国人，却不一定爱中国，是‘形华而心夷’的人。此人虽是一名蕃客，但真心热爱中国，是‘形夷而心华’。这样颇有才华的外国侨民，朝廷理应破格重用。”唐宣宗遂同意录取其为进士，并钦点为翰林学士。后来唐宣宗还赐他国姓，为其改名为李彦升。

　　外国人留学中国，甚至能参加“公务员考试”，跻身官宦队伍，正是当时中国国力强盛、文化开放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