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确保如期实现“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目标。(资料片)

　　■破解执行难,要加强基层力量。目前,基层法院是破解执行难的软肋,基层固基工程很重要

　　□　本报记者　李子路　杨学莹  赵　君

　　“要加大破解执行难力度,补上这块短板”“一桩破产案一拖好几年,处置‘僵尸企业’还需加快进度”“企业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在海外遇到法律问题能否得到国内援助”……3月13日,山东代表团分组审议两高报告时,破解执行难、企业法律保障成为代表们热议的焦点。

　　周强院长在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说,要锲而不舍地加强执行规范化和信息化建设,确保如期实现“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目标。在小组审议中,这些措施得到了山东团代表们的赞同和肯定。

　　青岛软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仲雪代表说:“当周强院长说两到三年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时候,掌声非常热烈。”

　　“执行难问题是这些年来群众很不满意的地方,费心费力费钱打赢官司,就是执行不了,对法律的公信力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泰安市岱岳区金兰奶牛养殖合作社名誉理事长金兰英代表说,“去年两高将破解执行难和急案作为问题导向,主动出击,对自己工作的短板加大了补齐的力度,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熟悉企业法律纠纷的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代表说,2016年,各级法院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执行难问题,由包括最高院在内的多部门共同协作,公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努力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一大批涉企案件得到宣判。

　　部分代表认为,执行难问题要得到真正落实仍有很大难度。石横特钢集团董事长张武宗代表举例说,目前,农民工欠薪问题依然存在,建筑行业层层转包是普遍现象,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处于下游的农民工的利益都容易受到伤害。泰安市中心医院院长刘君代表遇到过类似问题,他说,“我们医院的一个工程曾经面临农民工讨薪的问题,不是我们的过错,但农民工求告无门,只好找源头企业要账,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不说,也存在一定不公平。”

　　数据显示,2016年各级法院开通绿色通道,为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23.6亿元。各级检察院积极为农民工提供司法援助,帮助追回血汗钱。

　　张武宗告诉记者,之所以出现执行难问题,一部分原因是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备的信用体系,一旦侵权案件发生,违法者跑路一走了之。“我们企业也有涉及这样的案件,职工之间互相担保进行投资,最后连职工也跑了。”

　　破解执行难,还要加强基层力量。刘君说,“目前,基层法院是破解执行难的软肋,一方面案件不断增加,一方面基层法院工作人员待遇低,留不住人。”老百姓贴心的事情还是在基层,基层固基工程很重要。

　　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是各级法院去年工作的一个重点,取得了积极效果。根据最高法工作报告,2016年审结破产案件3373件,依法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帮助困难企业实现重整。周云杰建议进一步依法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妥善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保护债权人利益,助力供给侧改革。

　　针对破产案件立案问题,今年初最高法出台规定,对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作出了具体规定。周云杰说,青岛已经审结了首起执转破案件,一举终结了83起执行案件,通过执行法院及时将企业移送破产程序,统筹解决了法院执行难和企业破产难问题。

　　“破产案件普遍存在审理周期长的难题,很多长达数年之久,难以有效挽救重整企业,也不能及时让‘僵尸企业’退出市场舞台。”周云杰希望,可以切实落实有关规定,提高破产案件审理效率,依法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年,各级法院办理国际司法协助案件2967件,依法服务对外开放。“现在相当多的中国企业已经走出国门,但他们遇到的最麻烦的事就是法律问题。”袁仲雪说,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之后不了解外国的法律,企业走出去了,但法律没有走出去。袁仲雪建议,各级法院、检察院能为走出国门的企业做一些法律培训,在走出去之前就给他们吃上法律的“定心丸”。

　　(本报北京3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