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场上，大象成为冲锋陷阵的先锋。

　　明朝军队插旗杆的石座，形状类似碓臼。

　　山东川籍移民来源地示意图

　　独特的四川移民文化特别策划报道 

　　朱元璋为什么要把大夏政权旧部“余孽”迁徙到山东？北方山西洪洞大槐树大型移民运动，已经足以把遭受战乱重创的山东社会经济迅速恢复起来。如果是为了惩罚带有“罪孽”的大夏政权旧部，把他们迁徙到人口稀少的“蛮荒之地”，岂不是更好？

　　这些大夏政权旧部，最终被朱元璋迁徙到了山东的哪些地方？如今他们的后裔生存情况如何？在当地有什么影响？被迁到山东的大夏政权旧部中，为什么会有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乌撒人？

　　在山东的川籍移民后裔回忆祖籍地时，都说来自四川成都府铁碓臼（duì jiù），又有奉节县铁碓臼、丰都县铁碓臼、南溪县铁碓臼、绵竹县铁碓臼、隆昌县铁碓臼、峨眉县铁碓臼等说法。为什么都带有铁碓臼这个名字？铁碓臼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像明初和清初两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一样，只是一个地名符号的指代？

　　各种史料表明，胶东半岛移民最多 

　　明朝山东胶东半岛的莱州府，府治在掖县（今莱州市）。莱州府的东边，是登州府，府治在蓬莱县（今蓬莱市）。

　　今莱州市程郭镇五佛蒋村的蒋氏族谱记载，其先祖蒋兴、蒋旺两兄弟在明朝初年时从四川迁居而来，如今已传到30多代人了。另外，该市夏丘镇燕窝蒋家村、沙河镇蒋家村的蒋姓人，其先祖也是明初从四川移民迁居来的。

　　山东龙口市《东莱赵氏家乘》中记载，其先祖是原籍“四川成都府红花市内”的赵守义，“明初任金州卫经历，以防御海寇，功擢佥事，因家东莱。”

　　在“民国”版《莱州志》中，有当地不少家族始祖在明初从四川迁来的记录。如杜氏“明初由蜀迁莱，世居掖西，聚族为村”，赵氏“其先四川成都人，永乐时徙……各别为族者，皆于明徙”，潍县“考、李、徐、庄、梁、齐、刘、魏诸姓氏始祖，于明初由四川成都府迁居潍县”等。并在考证当地方言风俗时证实：“查掖民多迁自蜀，故沿其旧音。”

　　明朝中后期的莱州人吕时望说：“掖人来四川者十有八九，惟我吕氏系东莱故家。”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追溯山东川籍移民祖籍来源的文本资料。

　　清乾隆10年（1745），出身于莱州望族的毛贽，在他私修的地方史志《识小录》中，追溯本地族姓源流时说：“掖自金元兵燹后，土著者少……余多成都人。”

　　据《莱州市地名志》《招远市地名志》《莱西县地名志》统计，在莱州市1068个村中，四川移民村有751个，占全市村落总数的70.52%；在招远市724个村中，四川移民村有33个，占村落总数的10.36%；在莱西市839个村中，四川移民村有33个；在昌邑县812个村中，四川移民村有129个，占村落总数的15.9%。

　　以上族谱和史料记载以及看似枯燥但又极其重要的数字表明，明初，大夏政权旧部被迁徙到了山东胶东半岛的莱州府和登州府一带。这些川籍移民的后裔，如今广泛分布在莱州市、招远市、莱西市和昌邑县等地，并且还保留有四川方言等风俗习惯。

　　另外，川籍移民迁徙到山东，并非是一次，而是多次，并持续了多年，从朱元璋的洪武年间一直到明成祖朱棣的永乐年间。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永乐年间的川籍移民，不排除换防的可能性。但在最初的移民运动中，肯定是朱元璋出于对大夏旧部的清算行为。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把大夏旧部迁徙到山东呢？

　　山东倭患严重，大夏降卒前去镇防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陈世松教授在《明初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考》中认为，以大夏政权降卒叛军为主要对象的川籍移民，较之于一般经济性质的移民、军户遣戍换防屯垦的移民，以及罪徒流徙的移民，具有更加突出的军事性和强制性。

　　很显然，大夏旧部移民到山东，带有强烈的事前精心策划的印记和统一布局的意图，这是其他移民难以见到的。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朱元璋在攻克北平后，即将出兵征讨大夏政权前，精心策划了一个强制性的移民行动：把旧政权的降卒部署到即将展开的巴蜀前线去，让他们为自己打天下。

　　所以，朱元璋把大夏旧部迁到山东，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与将要开展的战事和将要实现的政治军事目标联系在一起，是朱元璋在明初全国棋盘上落下的一枚重要棋子。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北方有些被他打败的人，并没有顺从新的政权，而是逃亡到海边的小岛上，成为海盗。他们与日本的倭寇勾结，经常侵扰山东“滨海州县”，让当地苦不堪言。

　　洪武5年（1372）三月，朱元璋设置胶州守卫千户所。第二年，朱元璋任命名将於显为总兵官，出海打击倭寇。没想到，倭寇疯狂报复，加大了对莱州府和登州府的侵扰。

　　洪武7年（1374）正月，朱元璋命令靖海侯吴祯为总兵、於显为副总兵，率领江阴、广洋、横海、水军4个卫的官兵、水师出海打击倭寇。吴祯、於显一口气把倭寇追到了琉球。

　　洪武14年（1381），朱元璋做了一个梦：“太阴有象，主胡兵入寇。”梦醒后，他想到山东沿海一带还存在的倭患，觉得迟早有一天，倭寇还会大规模侵扰。于是，他下令沿海各大卫所严加防范。

　　正在这时，四川的卫所里有一大批大夏旧部等待着“分配”工作，何不让那些人到山东的卫所去？一方面，以四川兵强大的战斗力，可以加强山东沿海一带的防御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对大夏政权残余势力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从而稳定四川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局势。

　　由此，一批又一批的大夏旧部将士，奉命开赴到了山东莱州府、登州府等地的卫所中。当然，那些大夏将士并非洪武14年后才到的山东，在吴祯、於显远征倭寇后，就已有一些人移防到了山东，只是规模没有后来那么大。

　　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有多少人呢？目前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估计在数万人，不仅有将士，还有他们的家属。

　　明朝中期前，实行的是军户制度，即士兵及家属的户籍隶属于军府，军户子弟世袭为兵，未经准许不得脱离军籍。也就是说，只要属于军户人家，就世代都是当兵的。

　　所以，被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将士，除以男丁为主外，还有父子、兄弟、亲戚等同行的，甚至有“姊妹五人”从四川迁去的。他们驻扎在当地，形成了许多自然村落。

　　那些村落的名字，由军营长官姓氏或村中大姓命名，如前述的蒋村、蒋家村等。有的村落名字，则由军户人员的职业取名，如原是大夏政权盐场灶户的，就取名皂户（灶户）村等。

　　迁到山东的人，成都府移民占一半

　　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籍贯构成又是怎样的呢？

　　据学者刘德增统计，在莱州市751个川籍移民村中，来自成都府的移民村有88个，占川籍移民村总数的11.72%。

　　除成都府外，还有祖籍来自成都府辖县的，如成都、华阳、新都、郫县、广汉、金堂、内江、资阳；也有来自成都府属州辖县的，如绵竹、德阳；更有来自成都府以外各县的，如川西片区的雅安，川北片区的梓潼、岳池、射洪，川南片区的永宁、夹江、南溪、峨眉、泸州、隆昌，川东片区的丰都、奉节等。

　　算下来，原籍成都府的人占了一半多。

　　为什么成都府的移民那么多？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历来是四川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明玉珍虽然是在重庆建都，但他对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也非常重视，派出重臣戴寿经略成都。川西地区也以其雄厚的兵源和经济基础，为大夏政权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大夏灭亡后，驻守在成都的3万将士归降明朝，并聚集在当地。3万具有战斗力的将士可不是小数，再加上其背后的家属群体，更是让朱元璋不可忽视。所以，朱元璋对他们采取强制移徙措施势在必行。

　　川北片区是成都平原的外围地区，扼守着通往成都平原的险关要道。明朝军队在征讨大夏政权中，大夏军队凭借着险要地势，与明朝军队激烈交战，让明朝军队损兵折将，代价惨重。

　　战争结束后，这些曾经的“敌人”怎么可能受到朱元璋的善待呢？朱元璋对他们进行清算，把他们远徙到山东，合情合理。

　　川南片区是元、大夏、明初湖广移民的叠压汇聚地。从元朝中后期起，大量湖广人利用邻近巴蜀的地理优势，源源不断地进入川南地区，开创了楚人迁川的先河。明玉珍占据四川，建立大夏政权，定都在重庆，他的部众及家属、乡邻纷纷跟随入川依附聚集，大都分布在靠近重庆的川南地区。

　　大夏政权灭亡后，大夏旧部四处溃逃，回原籍湖广显然行不通，只有回到在川南地区的落脚点。彭普贵起兵反明，就是依靠这一社会基础积蓄了力量。明朝平定彭普贵反叛后，作为大夏旧势力复辟的温床与土壤的川南地区，自然成为清洗的重点区域。

　　相比川西、川北和川南片区，籍贯在川东地区的移民却很少，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大夏政权的都城在川东地区的中心城市重庆，明昇归降明朝后，除少数在川西和川北的重要大臣和将领如戴寿、向大亨、吴友仁等外，在重庆的大夏大部分重臣和将士也都跟着归降。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明朝几乎把大夏政权的政治、军事核心力量都一网打尽了。

　　然后，明朝对大夏政权的重要人物分散迁徙，如明昇迁到南京，刘仁到应天府做府尹，其他人“授职有差”等。又在重庆设置了守卫千户所，把大夏降卒分散到卫所中，与汤和的将士混在一起留镇重庆。

　　所以，川东的大夏旧部没有参与后来的反明运动，也基本上没有迁往其他地方。在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中，就鲜有川东籍的人了。

　　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注意：在如今胶东半岛的一些居民中，还广泛流传着他们的先祖来自云南、“小云南”和乌撒卫的传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山东川籍移民，其中包括有云南人

　　这事说起来，还与大夏政权一段远征云南的历史有关。

　　天统2年（1364）正月，明玉珍在重庆称帝。二月，明玉珍为拓宽疆土，派遣部将万胜带兵征讨云南。万胜带领号称3万人马，兵分3路：中路军由万胜带领，从界首（今叙永县境内）进入；另外两路由建昌（今西昌市）和宁番（今冕宁县）进入。

　　万胜所向披靡，攻陷中庆城（今昆明市），元梁王与云南行省官员弃城逃奔到威楚（今楚雄市）。万胜孤军深入到大理时，遭到大理国与元梁王的联合抵抗。万胜接连遭受失败，最终因孤军深悬、寡不敌众而撤退。大夏政权征讨云南，宣告一段落。

　　万胜出兵的界首，在元朝属于永宁路管辖，毗邻乌蒙山区。生活在乌蒙山区的，有云南大理国管辖的彝族乌蒙、亦奚不薛、乌撒等部。大夏政权在今叙永县东城设立永宁镇边都元帅府，与川、滇、黔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极力搞好关系。

　　当万胜出征云南途经那一片地区时，得到了当地各部首领的全力配合和支持。粮草自然不在话下，行军有人带路，安营有人指点。更为重要的是，还提供了不少兵源。

　　大夏军从云南撤回四川，也没有空手而归。他们带回了产自云南的各种战利品，如大象和良马。万胜进入云南打了第一个胜仗后，就派侍中杨源向明玉珍报喜，并把缴获的大象献给明玉珍。

　　这里的大象，不是像我们今天在动物园看到的观赏性动物，而是用于战争的象兵。喜欢玩古代战争游戏的人知道，象兵是一种战斗力巨大的兵种，主要出自少数民族的战斗部队。

　　万胜把象兵安置在成都。在明朝征讨大夏时，大夏左丞相戴寿退守成都，把象兵派上了用场。《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当傅友德的军队围困成都并与守城大夏军队交战时，遭受到了象兵的攻击。

　　大夏军队“以象戴甲士，列于阵前”，双方交战，象兵冲入明军阵营，大象用脚踩踏、用象牙挑捅明军，大象身上的士兵用长矛刺杀明军，战况的惨烈程度，可见一斑。

　　当戴寿在成都投降明朝时，他统领的“士马三万”也一起投诚。那些来自云南少数民族的士卒，当然也不可能拍拍衣服站起来回老家，也被聚集在一起等候发落。毕竟，他们也是大夏军队的组成部分。

　　戴寿蹊跷死后，作为戴寿旧部的降卒，要么被明朝遣散处置，要么远徙到异地他乡。那批云南少数民族士卒，成了以成都为中转站的二次移民，到了山东。

　　迁徙到山东的大夏旧部，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是从成都出发的。在川籍移民集中的莱州市、招远市等地，川籍移民后裔广为流传的是，先祖是从成都府铁碓臼迁来的。这个铁碓臼，又是怎么回事呢？

　　成都前卫驻地，就在成都南门附近

　　在胶东半岛的川籍移民后裔中流传的祖籍地，除四川成都府铁碓臼外，还有奉节县铁碓臼、丰都县铁碓臼、南溪县铁碓臼、绵竹县铁碓臼、隆昌县铁碓臼、峨眉县铁碓臼等说法。

　　不难看出，无论是哪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铁碓臼。难道那么多个县都有铁碓臼这个地名吗？又那么凑巧，他们都来自各地叫铁碓臼的地方？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说，这几乎不可能。

　　陈世松教授研究认为，在中国的移民史上，大量移民后裔声称祖先来自同一个地方，由此形成了许多讲述祖先的故事。

　　故事中所称的移民发源地，并不一定是移民的真正祖籍地，大多只是一个重要的移民集合地和出发地。

　　的确如此，纵观中国史上几次著名的大型移民运动，都有一个显著的地名，如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等。

　　因此，这个铁碓臼也应该是一个山东川籍移民的集合地和出发地。那么，铁碓臼到底在哪里呢？

　　清道光《程氏族谱》中说：“我祖宗海于大明之初永乐时，奉旨自四川成都东门里铁碓臼迁于莱郡掖北，卜居柳林头。”

　　莱州市南十里堡乡地名志记载：“明初，李姓从四川成都府南关铁碓臼李家迁此建村，取名碓臼李家村。”

　　招远市蚕庄镇地名志记载说：“明洪武年间，王氏祖由四川成都府华阳县南门外铁碓臼王家，迁至莱州市西广儿头。”

　　上述3个记载，都说铁碓臼位于成都府华阳县（今属成都锦江区）偏南的一个地方。明初时，在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4年九月，明朝在四川境内设置的第一个卫所——成都前卫，就在这里。

　　成都前卫的具体位置在成都府治南6里，属于华阳县境内，处在成都东城偏南、紧邻南门且与成都东门不远的地方。到了清初，明朝在成都设置的前中右后4个卫所的公署，都被废弃。

　　设在华阳县的成都前卫公署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建在公署旧址上的前卫街却一直保存了下来。遗憾的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前卫街也从成都地图上消失了。

　　尽管如此，也没有说明成都前卫与铁碓臼有什么直接联系。从字面上理解，碓臼，就是打米机还没出现前用来舂米的碓窝，一般都是用石料做成，很少有用铁做的。

　　难道说，成都前卫所在地的地名叫铁碓臼？这种可能性比较小。陈世松教授另辟蹊径地认为，这得把成都前卫驻地的客观环境联系起来解读。

　　失去人身自由的大夏政权降卒，被集中关押在一个类似集中营的卫所里，成天所见的，不外乎就是军营里的物什。军营里什么东西能给他们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呢？

　　成都府铁碓臼，真相隐藏在传说中

　　答案是：明初军队的旌旗。明朝军队非常看重旌旗，军中旌旗名目繁多，旗杆制作也非常讲究。

　　旗杆一般用木头做成，杆顶用铁制的枪头套上去；杆底大多制作成葫芦形状，目的是便于插旗。有的旗杆还在底端加套一个铁制的“枪头”。这个“枪头”上大下小，呈圆锥形，很像一个微缩版的碓臼。

　　用这个“枪头”的好处是，行军时，可以把“枪头”卸下来，便于手拿旗子；扎营时，把“枪头”套上，方便插在地上。这样的旗杆，是大夏降卒此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所以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文化水平不高的他们，根据自身生活经历，这种铁“枪头”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老家舂米时用的碓窝（有可能那时不叫碓窝，叫碓臼），所以形象地将其称为铁碓臼。甚至有可能私下里就把成都前卫军营称为铁碓臼，就像给人取外号一样。

　　那些大夏降卒在成都前卫集中生活一段时间后，被遣发到四面八方，有的到了山东胶东半岛。时隔多年后，在山东相对稳定的生活中，他们会时常回忆起在成都前卫军营中所见到的一切，尤其是军营中无处不在的军旗以及那一个个微缩的铁碓臼般的“枪头”。

　　在给后代子孙讲述那段过去的岁月时，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用铁碓臼这个通俗而形象的词语来代指成都前卫所在地。于是，后世子孙在回忆先祖来自何处时，就根据口口相传下来的说法，说成是来自“四川成都府铁碓臼”了。

　　而潜藏在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就像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后遗症”一样，大家都认为祖先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山东的川籍移民后裔在说祖源地时，都要把铁碓臼加上去呢？

　　陈世松的观点是，在一个众多移民聚居的社会中，不同地区、不同省籍的移民后裔，受到不同的文化心理积淀的影响，在传承祖先记忆、讲述祖先来历时，往往会选择不同的生存策略。

　　最早进入山东胶东半岛的四川移民家族，凭借迁入时间早、较早融入当地社会，因此能率先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在当地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对他们而言，认同铁碓臼、认同原乡四川，就等于承认其社会地位。

　　所以，对成都府以外的其他州县的移民后裔来说，把自己的祖籍与成都府华阳县铁碓臼挂上钩，意味着他们对迁入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社会地位最高的移民前辈的附会和认同。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的祖先是从成都前卫以外的卫所出发迁徙到胶东半岛的，他们因为没有办法考证先祖的真正籍贯地而随大流盲从。就像湖广填四川中，都跟着说是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这是一种记忆上的彼此混淆、互相影响的结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制图李潇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