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的悲剧还不是“水满则溢”“日中则昃”的简单辩证法则,而是人性受到绝对权力腐蚀后的蜕变与堕落。就像硫酸能将世界上最坚硬的金属腐蚀,绝对权力也能让世间最自律的人在无形中发生改变。它把英明神武的李隆基变得昏聩无能,把克己复礼变成奢侈无度,把心怀天下变成纸醉金迷,把虚心纳谏变成刚愎自用。使用权力就像舔舐刀锋上的蜂蜜,在尝到甘甜之时就已经受到刀锋的伤害。李隆基沉溺于权力带来的甘甜,却对日复一日的伤害浑然不觉。

权力本无形,腐蚀更悄然。李隆基的人生轨迹却提供了清晰的样本,透过他的前后变化,可以把权力腐蚀人性的过程变得可视化,完整地展示权力改变人性的动态过程与作用机制。

先来看从厉行节俭到奢华无度的转变。一个农耕大国向来崇尚勤俭节约,正如《大学》所言,“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但凡贤明君主,无不躬行节俭,以俭治国。李隆基初登大宝,同样从节俭入手,一革奢靡风俗,大有与民更始的态势。他先是下诏“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宣令省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李隆基随后再次下诏,给文武百官的服饰做出了严格规定: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其他官员严禁服以锦绣,饰以珠玉。并且规定“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工人减一等”。两道诏书,前后相望,禁令明确,措辞严厉,其以俭治国之志可知矣。

李隆基初有天下,尚能克己复礼、躬行节俭,制服欲望这头乱撞的“犀牛”。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隆基封禅泰山,沿途观察各地官员善恶得失。皇帝巡狩四方,地方官为了博其欢心,自然要“表现一番”。这时的李隆基还没有被欲望蒙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进贡越多的地方官,却得分越低；无所贡献的地方官,却得到赏识。李隆基对随行的群臣说:“怀州刺史王丘,饩牵之外,一无他献。魏州刺史崔沔,供张无锦绣,示我以俭。济州刺史斐耀卿,表数百言,莫非规谏。”“如三人者,不劳人以市恩,真良吏矣!”不劳民伤财以邀宠献媚,这正是李隆基越过欲望才看到的美德。那时的他还能以自律镇压住欲望的惊涛骇浪,抵挡住权力无孔不入的诱惑。

然而,“节俭悖论”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显现:厉行节俭的结果是财富积累,国库充盈,而这在客观上又会滋生奢侈之风,逐渐让人偏离节俭的轨道。在以俭治国的数年之后,财货山积,国库充盈,李隆基也面临着“节俭悖论”的考验。由于皇权不受监督意味着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于是李隆基强大的自律精神开始在欲望的进攻面前出现松动。一开始,宇文融推行改革,经营有方,财富倍增,因而得到李隆基的器重。李隆基提拔重用言利之官由此开始,这也是李隆基由俭入奢的一个心理转折点,“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李隆基悄然逃离了自律的约束,开始顺从欲望的牵引,走向奢侈的极乐之地。

宇文融之后,杨慎矜、王鉷、韦坚、杨国忠等人都以聚敛无度、生财有道而得到李隆基重用。随着时间推移,李隆基已经完全忘记了厉行节俭的诏书、革除奢靡的誓言,在皇权至高无上而又予取予求的情势之下,也不可能总有人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提醒皇帝。于是,李隆基只能生活在一个没有记忆的世界里,曾经许下的诺言、内心深处的自律,在权力任性面前都已是随风而去的过往云烟。“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这正是李隆基中晚期生活的真实写照。而王鉷等人也懂得迎合皇帝的欲望,王鉷看到皇帝使用国库的钱还是心存忌讳,于是“岁贡额外钱帛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并且告诉皇帝这都不是国家税收,无预经费,可以随意使用。结果,王鉷等人被愈加器重,朝廷的开支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