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胡丁

郑也夫在《经济观察报》刊文说，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两种合法性虽长期共存，在合法程度上则难以等量齐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司马迁借陈胜、项羽之口道出的这两句话，既是秦末中国人某种价值观的反映，还深刻地影响着代代国人。皇家血统高贵是昔时国人的一种价值观，但中国人对此信念当真与否是存疑的；而皇权时时要靠武力捍卫，更透视出其合法性的脆弱。

相比之下，科举功名的合法性程度显然要高出一筹。从时间维度看，任凭王朝如何更迭，科举制贯穿了1300余年。就服膺程度论，它赢得了最大面积的拥护。民意认为科举是正途，相信其公正性，这正是科举入仕之合法性所在。

从概率上说，在科举竞争中胜出者，在做官能力上要优于失败者。概率之外的特殊性同样值得重视，一流科学家常常不是当初自然学科考试中分数最高的考生，诗文考试中的优胜者也很难成为诗人、文豪。相比之下，科举与官员素质的距离更大，因为后者依赖社会活动和政务实践的历练。深通政务者都明白：政务要在干中学，谁堪大任要在实干中考察。

古代中国社会中官学一体，除了做教师从事知识人再生产，做官几乎是教育的唯一“出口”。近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教育功能的多样化，大致来说做官单一“出口”已演变为三大出路：政府、学术、工商。其实这三个领域都不必以博士、硕士学位为门槛，完全可让大学毕业生在实干中学习。入仕后的实际工作表现，才是对官员能力与工作态度最真实、最直接的检验与衡量。清代进士功名是进入官场的充要条件，此后的晋升是不看早年功名的。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都能被委以重任，清代的进士又有几人在“立功”上超越这位举人?

官员的全日制学历越高，滞留在学校的时间越长。人一生中在学习上只有一个黄金期，大约是16-30岁。如果一个人的黄金期完全在校园中度过，作为官员，他的履历绝非最佳。一个优秀官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善于体察人心民意；有合作能力，能与上司、同僚、下属建立良好关系；有协调能力，善于解决冲突、纠纷；有意志力，能承受压力，宠辱不惊；有应急能力，刚毅果敢，当断则断。这些素质绝非校园书斋所能育成，要在接触方方面面的人士、打理形形色色的事务中练就。一个官员的最好履历是22岁(大学毕业时)进入基层，从办事员做起，一路晋升上去。若一直读完博士才从政，意味着很晚才进入社会，那是极大的耽搁。

总之，官员学历注水之风会败坏官僚群体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若官员中大面积的高学历（硕士以上）属实，又会弱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一言以蔽之，官场过高学历的趋势不是好事情。如果基层经历被视为晋升的重要筹码，对“学历竞赛”将是釜底抽薪。这对官场与学子、对公司与社会都是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