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个小故事,请您耐心看——
在一场“国乐演奏会”上,二胡演奏的《空山鸟语》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此时,周有光碰到了他的一位老熟人。老熟人一边感叹着“胡琴真好!”,一边从口袋里翻出周有光参与编制的《汉语拼音方案》:“这是我方才买来的。我们需要一套拼音字母,这很对。不过……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创造一套字母,而要去抄袭英文字母呢?”
发难,在意料之外。回答,却是格外巧妙——
“你很喜欢听胡琴吧?”周有光问。
“不但喜欢听,还能拉两把呢!”老熟人爽快地笑了。
“你有没有想过,国乐不应当用胡琴?”周有光的这一问,老熟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干脆,把话点明吧!——“胡琴的‘胡’字和国乐的‘国’字,你以为是可以联得起来的么?”
见对方似有所悟,周有光趁此回答了方才的问题: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并非英文字母,拉丁字母尽管是外来的,但它能拼写出地道的汉语,已成为“我们自己的拼音字母”；正如胡琴尽管是外来的,但它已经成为我们的“国乐”,而且能奏出《空山鸟语》这样地道的民族乐曲一样……“中国文化伟大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够吸收一切人类的创造……”
一番话,说得老熟人连连点头；一番话,足以窥见周有光的睿智与洞见。
所以,当年,有人说,“你一定要看董桥”；而今天,我们要说,“你一定要读周有光”。1月18日,在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逝世后的第四天,记者采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女士,于她的回忆中,从周有光先生留下的诸多著作中,重温先生的百年智慧。
晚年“宅”
足不出户,关注全球
“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 ——周有光
85岁那年,因为身体原因,周有光离开办公室,专业研究告一段落,也不再参加社会活动。此后,他深居于家中仅有9平方米的小书室里,看书、看报、写杂文。2009年3月11日,时年104岁的周有光在《窗外的大树风光》一文中,还特意提到了他那间小书室的窗户,“我的小室窗户只有一米多见方。窗户向北,‘亮光’能进来,‘太阳’进不来”。
而在这扇小窗户的对面,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的办公室。
郭娟告诉记者,这两扇窗户相隔仅有十来米,工作之余,临窗眺望,她经常能看到周有光老先生伏案工作的身影,白发苍苍,不知疲倦,勤勉如斯,令人敬佩。
郭娟真正与周有光接触,还是在2012年前后,她和另一位同事刘伟一起编辑金玉良女士撰写的《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以下简称《老藤椅慢慢摇》)一书时。“金玉良女士是周有光夫妇的‘忘年交’,自上世纪90年代来,她每周都去拜访先生,《老藤椅慢慢摇》一书也深得先生的赞赏,先生还特意为她题写了书名。”郭娟告诉记者,她第一次去拜访周有光,就是和金玉良一起去的。“去的那天,正赶上著名学者吕叔湘去世的消息传来。我们刚进门,老先生就说:‘你们知道吗?吕叔湘去世了!’”百岁老人,足不出户,消息却如此灵通,这让郭娟分外惊讶,“原来,他通过读书看报、使用电脑以及友客来访等多个渠道,获取最新资讯,时刻关注时代、社会乃至天下局势,与外面的世界无缝衔接,这在他那个年纪,真是太难得了!”在随后的接触中,郭娟发现,虽然年事已高,周有光的头脑仍然十分清明、睿智,“看问题既正确又透彻,而且十分淡定,你几乎看不到他激动的样子。在老先生看来,大道至简,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或许是经历了太多的沧桑,才拥有了如今的从容不迫。”
这种睿智和淡定,在周有光后期的杂文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文字浅白如话,意思讲得明白,不论怎样大的题目,经他睿智的阐释,就不再高深莫测,而是人人能懂,“老先生从来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是说‘时代进步,匹夫有责’,他也确实与时代一起进步的。”在《老藤椅慢慢摇》中,金玉良也写道,老先生爱喝中国茶,也喝星巴克咖啡看美国大片《阿凡达》,北京地铁开通后他还小坐一程……“常听有些老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但周有光却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并从81岁起,重头计算年龄:81岁是1岁,82岁是两岁……”
“他的杂文,即使写于十年前,而今读起来,仍不觉过时,反而大有裨益,难怪那么多知识分子都特喜欢他。”郭娟感慨地说,始终关注世界的最新发展,站在时代的前沿,也是周有光先生最鲜明也是最可贵的特点,正如他曾说过的一句话: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
中年“藏”
知天命时,成功跨界
“一生都在动荡中,不能按自己想法实现。但我始终没有放弃目标,仍然不断自学。学问要自学,要独立思考,要有个人创造。” ——周有光
周有光112年的人生旅途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年轻时入行金融界,搞经济,是西装革履的大银行要员,业务办到美国华尔街；50岁转行语言文字工作,研究创制汉语拼音,被称为“中国汉语拼音之父”；85岁时,桑榆晚年再扬帆,转而研究人类史、文化史以及社会现实问题,笔耕不辍,《朝闻道集》《拾贝集》《静思录》《百岁新语》等,均是这一时期的著作。
虽然周有光的孙女曾戏称爷爷“搞经济半途而废,搞语文半路出家”,但他于知天命之年转行成功,却是广为流传的一大奇事。乃至后来有人在美国纽约图书馆查阅馆藏书时,发现在“周有光”的名录下,既有经济学著作,也有语言文字方面的著作,竟把“周有光”这个名字误认为是两个人。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50岁上下,虽然还不能称之为“老年人”,但无论是精力还是体力,都已显现出衰退的态势,惶论要“从头学起”了。但周有光却“跨界”成功,究其原因,郭娟认为,除了渊博的学识、自小养成的广泛爱好,还与周有光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无关系。正如《老藤椅慢慢摇》中记录的,当1955年,周有光由原来的经济学研究领域转到新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他立刻去请教老朋友、著名学者罗常培,“从前,我阅读语言学书籍,是换换阅读的口味,任意浏览,不求甚解。现在要改行,就得从头学起了。从头学起的第一件事是认真学习罗先生和他的大弟子王均先生合写的《语音学常识》。我多次对罗先生说:‘我是您的大弟子的未及门的弟子。”
郭娟告诉记者,周有光的家境与早年求学的经历,也使得他能够深钻一门或多门专业,“周家虽是名门望族,但到周有光祖父时已是家道中落。父亲周葆贻以教书为业,是文化圈里的活跃分子。这种家境,虽能支持周有光接受高等教育,却无法像当时的有钱人家那样,拿出现钱送他出国留学,周有光在上学期间甚至要勤工俭学。这种际遇,反而使得周有光脱离了空谈的书呆子圈子,接触到最真实的中国社会。再加上周有光是学经济的,无论是后期转行搞研究还是写文章,都十分注重真实的数据和理性的逻辑,并养成了踏实严谨的求学态度。”
记者在翻阅《老藤椅慢慢摇》一书时也发现,周有光每到一地,无论是抗战时期到四川工作,还是此后去缅甸仰光探亲、去日本留学、去美国公干,都注重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社会现实,对那里的人文、地理、社会情况都了如指掌,这既是一种眼界,也是一种常识上积累,可不是单凭书本知识,在书斋里就能悟出来的。而在郭娟看来,周有光“天命”之年的转型,于他也是一种时机,一种幸运,“他之前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不适应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转而研究汉语拼音,业余的爱好反而变成了主业——他就像庄子那样,把自己智慧地‘藏’了起来”。
编者按:在刚刚落幕的2017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不少出版社及知名作家纷纷献上了开年新作。我们就推介几本中外文学艺术类重磅新书,以飨读者。
《中国通史》(上中下合集)
作者: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通史著作不少,其中优秀者,往往既要史料翔实,又要文字优美,又或编写方法有独特创新。本套《中国通史》,将民国时期公认的几位史学大家的代表作编辑整理结集出版。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三位史学大家可谓各有优点,所谓强强联合强更强,将大师的著作编纂在一起,各有特色,互相补充。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作者:(瑞典)喜仁龙
译者:邓可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根据1924年英文原版完整重译,首次收录全部图片,介绍北京城墙与城门的里程碑式著作。本书真实还原了20世纪20年代时遗存的北京城墙与城门。作者通过实地走访考察,被这些宏伟古迹的壮美所折服,也因其衰败的现状而叹息。实景拍摄城墙城门的照片,精细绘制城门各种角度的建筑细节图,使这本考察手记在文学性、科学性、历史性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天漏邑》
作者:赵本夫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漏邑是一个谜,世间流传着各种说法。名叫天漏的村子也是一个谜,从这里走出去的抗日英雄宋源、千张子双双成谜。前来考察的大学历史系教授祢五常和弟子们深深地陷入了团团迷雾之中……本书情节奇谲、人物生动。作者以蛮荒之地、化外之民的天漏村为模型,将当代文学中稀见的“原罪”意识,杂糅田野调查的笔法,创建了一个关于自然与文明的寓言式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