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嘉靖即位之初,以杨廷和、毛纪为主的内阁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权力大为增长。希望贤人治国的士大夫们,开始寻求提高阁权限制皇权的努力。但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当时,这种努力很快就在“大礼议”的纷争中烟消云散。

大礼议:消散的内阁扩权梦

2016-12-30 作者：鲍青 来源： 大众日报

□　本报记者　鲍　青

嘉靖朝爆发的“大礼议”是明中期一次牵连广泛、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史学家孟森曾指出“大礼议”对政局、世道与士心的影响极为深刻,可视为晚明衰亡的先声。

而“大礼议”的爆发,和正德年间日益加强的内阁权力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皇权”与“阁权”的一次正面较量。

正德年间,内阁权力逐步提高,俨然有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气势。当时阁臣往往身兼部务尚书,主导各部日常运转,间接管理着国家的整体事务。特别是在武宗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大学士杨廷和升任首辅,则是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加强。杨廷和处事刚毅果断,威望极高,他联合其他几位阁臣,形成了一个较稳固且强有力的内阁班子。

例如,当时礼部尚书毛澄在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因武宗巡幸未归,对诸生提出的廷试问题就表示:“此事决定权在内阁,我礼部早就做好准备。”　

内阁不仅影响各部事务,甚至对皇权也产生一定的限制。武宗在宣府狩猎时,曾下令回朝群臣要制作旗帐来迎接。首辅杨廷和接旨后却认为:“用旗帐迎接乃是乡间鄙俗。天子贵为至尊,千万不能用此来渎漫。”语虽谦卑,意却坚决。不依不饶的武宗接连下了几道圣旨重申己意,杨廷和却不为所动坚决不从,武宗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而在武宗病入膏肓之际,内阁担负起管理国家调度和运转功能。也正是因为内阁权势的增长,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武宗胡作非为的负面影响。所以《明史》称:“武宗之季,君德日荒……流贼炽而无土崩之虞,宗藩叛而无瓦解之患者,固赖庙堂有经济之远略也。”

内阁的权势,在武宗驾崩而新帝未至的三十七天里,增长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内阁首先和武宗达成共识,确定了皇位继承人的人选,又授权发布遗诏,对武宗时代的弊政进行批判和反省。内阁改革弊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深得民心。此后杨廷和又用计捕杀大臣江彬、李踪等人,解除了将领武装政变的威胁。在内阁权力扩张的同时,依附皇权的宦权及悻臣却失去依靠,无法与内阁相抗衡。杨廷和等人甚至产生了用内阁来约束皇权胡作非为的念头。

但自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开始,内阁名义上只是附属皇权的咨询机构,自身权力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内阁权力的增长,更多的是建立在皇帝的默许和妥协基础上。就连号为“中兴之主”,因宽厚仁慈、躬行节俭而闻名的明孝宗,也曾直白地表示:“吾不自治,谁能治吾?”一语道破了明代皇权的至高无上。当权力不断增长的内阁遇到欲乾纲独断的嘉靖帝,冲突自然在所难免,而“大礼议”只是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内阁为了维持皇族大宗的纯正,主张嘉靖帝以过继给明孝宗的方式继承皇位。而年少气盛的嘉靖,却执意要以“藩王之子”的身份入继大统,别立大宗。继位刚六天,嘉靖就召集群臣商议给父母上尊号。时任礼部尚书毛澄和内阁大学士商议后上疏,表示要依循北宋英宗继位仁宗时旧事。毛澄替皇帝下了决定:“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毛澄更在奏疏中表示对此决定“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毛澄态度如此强硬的缘故,在于背后内阁杨廷和等人的强力支持。此后,内阁大学士蒋冕、梁储、毛纪等人不断上疏,众口一词,皆认为嘉靖应尊孝宗为皇考,从而形成一种强有力的内阁主张。嘉靖虽然不满意这种安排,但在强大的官僚行政系统面前,相对弱势的皇权只能暂时忍让。他让群臣不断议论探讨,希望在官僚群体中分化出声援自己的意见。

无尽的等待中,嘉靖终于看到曙光初现。下级官员张璁和桂萼站了出来,他们指出武宗的遗诏,并没有明确要求嘉靖以入嗣方式继位,而且嘉靖生父兴献王也仅有一子,不能“为人后以自绝其亲”。他们两人还提出“礼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的观点,震动朝野。嘉靖极为高兴,大呼“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

然而,张桂二人立刻被内阁贬官外任,嘉靖又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嘉靖为了给父母加帝后称号,起初对杨廷和、蒋冕和毛纪态度温和,多次以商量口吻“委曲折中以申孝情”,意图用人子对父母的依恋来打动他们。但内阁大学士们认为自己“职在辅导,不容曲从阿顺,以上损圣德”。杨廷和即认为:“若以一己之私而混淆生父和大宗父,是紊乱一代的纲常伦理,搅乱了后世的公正议论。”所以他动用内阁的封驳权,“持不可者三,封还御批者四,前后执奏几三十疏”。皇上对杨廷和拒不合作的态度竟毫无办法,只是“忽忽有所恨”。皇帝在万般无奈下,曾想对内阁大学士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派遣宦官代表皇上到礼部尚书毛澄处“长跪稽首”,渴求他转变立场。可见在议礼之初,内阁延续权势增长的势头,对皇权有足够的限制与约束。

但这种限制和约束,缺乏制度支持,更多的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情况。随着嘉靖皇帝权力日稳,他愈发感觉到可以凭借手中权势决定事态的走向。特别是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杨廷和因年老而致仕后,从前铁板一块的内阁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让嘉靖看到了达成目的的希望。

此后嘉靖帝开始纵横捭阖地扩张皇权,他绕过内阁任命在“大礼议”中支持自己的下级官僚,对内阁形成了掣肘之势。在皇权和阁权的拉锯中,皇权的势力逐步占据上风。后嘉靖意欲去除生父中的“本生”二字,大学士毛纪等人持异议,嘉靖就肆无忌惮地辱骂他们。随后百官在左顺门跪谏,作最后的抗争。嘉靖帝毫不留情地铁腕处理,“四品以上者俱夺俸,五品以下者杖之”。廷杖时有王相、王思等十六人因病创而卒。在“忠君”与“护道”之间,士大夫的脊梁骨被打断,集体的抗争行为再也难以组织。

此后嘉靖乘势将生父称为皇帝,而将孝宗称为皇伯考,几乎无人胆敢反对。此时,嘉靖已经完全控制内阁,可以随意安排中意的大臣进入内阁。而这些大臣往往没有限制皇权的资本,只能仰皇帝的鼻息存活。

嘉靖初年,杨廷和试图提高阁权,限制皇权的努力失败了,朝廷在皇权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