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彼得·弗兰科潘　著　邵旭东　孙芳译　译　徐文堪　审校

大航海时代的前夕

亚洲许多地方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野心和成长。随着和中国及波斯湾地区的贸易活动日趋频繁,印度南部的商业景象异常繁荣。行会相继成立,以确保商业活动的安全和货物质量,同时也是一个垄断机制,防止地方竞争的出现。这些商业行会将钱财和权力集中在自选的一群人手中,在马拉巴尔沿海地带和斯里兰卡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样的体系下,商业行为走向正规化,交易的效率和公平得到保障。

但这些只是书上的记载。事实上,印度南岸的城镇并非一片和谐,它们相互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科钦作为卡利卡特的对手在15世纪出现,它以优惠的税率吸引大量的贸易,从而获得成功。这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良性循环,因为它引起了中国人的关注。大航海家郑和几次率领着中国舰队下西洋,展现出中国的海上实力、影响,以及直通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的长途贸易能力,并特别注重和科钦统治者建立友好关系。

这些出使行动是14世纪中叶取代蒙古元朝的明帝国展示野心的举措之一。北京投入了大笔资金,建立了支援、保卫都城的基础设施。大批兵力调到了边塞,以守卫北部草原边疆,并与复兴的高丽人争夺满洲。南部的军事力量则是为了确保柬埔寨和暹罗的进贡通道畅通,他们能带来大量的当地特产和奢侈品,为的是以财物换得平安。比如说在1387年,暹罗王国进贡了1.5万磅的胡椒和檀香木,两年后又送上了10倍数量的胡椒、檀香木和燃香。

当然,对外开拓是需付出代价的。郑和的第一次远航带了60多艘大船、数百艘小船和大约3万名水手；光是军饷、设备还有将军们携带的用作外交的礼品,就花费巨大。支付这次以及此后数次远航的都是大量生产的纸币,当然也同样得益于金银矿开采的增加——1390年以后的10年间,通过采矿获得的资金增加了三倍。此外,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税收政策的完善同样给中央政权带来了大笔的收入。某当代学者称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建立。

然而在欧洲,有一群人却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在西班牙,随着宗教和文化矛盾的加剧,人们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穆斯林和犹太人身上。前者被从安达卢西亚武力驱逐而出,后者则被迫信奉基督教,否则将被逐出西班牙或处以死刑。穆斯林和犹太人绝望地变卖资产,而且必须廉价出售。这让投资商占了便宜,他们用几件衣物就能换取大片的葡萄园,地产和房屋均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入手。

不少人对宗教信仰的未来颇感担忧,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科隆的男人。虽然按他自己的推算,离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还有155年,但他为那些所谓的“虔诚者”对基督教的敷衍了事而感到愤怒,特别在看到欧洲对耶路撒冷的陷落似乎漠不关心后。带着一股热情和执着,他拟订了一系列计划,准备展开新一轮解救圣城的行动,同时也准备重新追逐亚洲廉价而多产的贵重金属、香料和宝石——他说,如果我们能够从事这些贸易,就可以轻松筹得解放耶路撒冷所需的资金。但问题是,他身在伊比利亚半岛,那是地中海最远的边缘地带,这使得他的宏伟理想几乎等同于白日做梦。

也许,可能还有一线希望。毕竟像佛罗伦萨的占星家和地图专家保罗·托斯堪尼就曾提出过,从欧洲的边缘向西航行或许也可以抵达亚洲。在为这一鲁莽大胆的观点费了一大通口舌之后,科隆的计划最终得到了认可。

1492年8月2日,也就是俄罗斯人预计的世界末日到来前的一个月,三艘大船从西班牙南部的巴罗斯·德拉弗龙特拉港起航。当他的船队朝着未知的地域进发时,这个叫科隆的人——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意识到他可能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将要把欧洲的重心从东方转向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