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彼得·弗兰科潘　著　邵旭东　孙芳译　译　徐文堪　审校

不只是东征

通过十字军东征,地中海地区发生了巨大转型。

至12世纪中期,意大利城邦已成功抢占了东方世界一切有利可图的地域。凭借着在君士坦丁堡等拜占庭帝国海岸城市以及巴勒斯坦的特权,威尼斯的垫脚石已经直抵地中海东岸,并很快穿越黎凡特通向埃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东征时代的这种繁荣其实是根植于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良好关系。无论是在圣城还是其他地区,都是如此。尽管在1099年夺取耶路撒冷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有摩擦争斗出现,但直到12世纪70年代末,冲突才真正全面升级。从整体上讲,这段时期的十字军学会了如何与自己治下及附近地区的穆斯林相处。耶路撒冷国王也经常发出警告,不许对过路的商队发动进攻,也不许攻击任何可能对当地十字军统治者心怀敌意,或者可能向巴格达或开罗请求支援的周边城市。

这种做法让新近抵达圣城的人很难理解,并认为这可能会引发许多问题。然而新来者可能很难相信,与这些“异教徒”进行贸易交往是日常行为,而且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事实上许多事情并不如他们在欧洲想象的那样黑白分明。没过多久,歧视心理开始淡化。已经在东方待过一段时间的西方人“比那些新来者强多了”,一位阿拉伯作者有感于新来者的残酷行为和粗俗举止,特别是他们对待非基督徒的态度,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穆斯林中也有人持相同的看法。12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份声明告诫穆斯林既不要到西方旅行,也不要和基督徒做生意:“如果我们到他们的国家旅行,商品就会涨价。他们从我们手里抢钱,然后用来攻打穆斯林并侵占我们的土地。”　

同样,伊斯兰世界的科学造诣和智慧成就也很快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其中就有巴思的阿德拉德,正是他翻阅了安条克和大马士革图书馆的资料,才将数字运算表格带回了欧洲,奠定了基督教世界数学研究的基础。这次东方之旅还使他大开眼界,回到英格兰后,他发现“王子粗俗不堪,主教贪杯好饮,法官收取贿赂,主顾不可信赖,顾客趋炎附势,承诺全是谎言,朋友相互嫉妒,几乎所有人都野心勃勃”。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东方世界的发展非常成熟,相形之下,基督教世界则显得十分局限。

西方人如饥似渴地吸收东方思想。西欧人不仅仅向伊斯兰世界寻求启发,君士坦丁堡刊行的许多论著同样被译成了拉丁文。比如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注解,就是由阿列克修斯一世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主持译介的。这些注解后来引起了托马斯·阿奎纳的关注,并将其中的思想汇入基督教哲学的主流。

同样,12世纪的社会经济繁荣靠的也不只是欧洲和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也是基督教地中海商业活动的主力军。从这一时期留存的资料判断,威尼斯与拜占庭的贸易占到其国际贸易总额的一半。

尽管拜占庭的玻璃、金属制品、食油、葡萄酒和食盐一直在向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市场出口,但来自更遥远地域的商品,价格更贵、需求更大、利润更高。西欧的存货清单、贸易账本和教会财政记录清楚地表明,人们对产于地中海东部、中亚或中国的丝绸、棉花、亚麻和织品的需求巨大。

耶路撒冷在扮演着基督教圣城角色的同时还有另一个角色,它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12世纪后半叶的王国税务清单展现了当时那里能购买到的所有商品,同样也可以看出结构复杂的政府机关是如何密切地关注市场,以确保不漏掉任何贸易收入:胡椒、桂皮、明矾、清漆、肉豆蔻、亚麻、丁香、沉香木、蔗糖、咸鱼、熏香、小豆蔻、氨水、象牙等物品的销售都需缴税。绝大多数物品都并非产自圣地,而是通过穆斯林控制的商业路线运达于此——其中自然包括埃及的诸港口。

雄厚的财富积累引发了强烈的对抗竞争,翻开了中世纪的新篇章,即不惜代价地追求东地中海地区所蕴藏的巨额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