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田武彦的经典作品《王阳明与明末儒学》是阳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上承朱子,阐明阳明学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吸收；下接心学各流派分支,辨析其异同,兼及讨论其他儒家学派的思想,以及儒家与佛教、道教思想的微妙交错。成稿于20世纪50年代,此次重版是在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吴光译本的基础之上,再经由冈田先生的高足、国内阳明学研究大家钱明校译,深得原著精髓。

冈田从“明代精神文化的嬗变”入手。历史是绵延变化的,要理解明代的变化与思想,要先理解宋代的精神文化。比较宋明两代精神文化的差异,冈田强调,“两代文化的承载者的阶层不同”。宋代的精神文化是适应官僚知识阶级的情趣的,而明代的精神文化则是适应平民阶级的情趣的。故此,宋代的精神文化是理性的,充满精深严肃的风气,坚持纯粹性和客观性,这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的生长背景；然而有明一代的世俗化倾向与宋代思想背离,明人渴求在自然性情中追求充满生机的生命,更关注个体的地位和内在体验,这就是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兴起的背景。

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但这个理论的奠基人是陆九渊,且经过明代学者陈献章的发挥。冈田将其上溯到孟子,使得学术体系的形成过程更加完善,他还重点剖析了“朱陆同异论”。“朱陆之争”看起来是由“为学之方”即修养方法上的分歧引起的,但实际上却涉及对“穷理尽性”这一理学主题的不同理解。朱熹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因而须“格物”以“穷理”；陆九渊则认为朱熹是将心与理分割开来,他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主张“心即理”,故毋须在“心”外去“格物”以“致知”,只要直指本心,就可穷理尽性。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由三个依次提出相互联系的命题构成,即“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如果说前两者是其体系的思想基础和立言宗旨,那么“致良知”就是贯穿其全部学说的中心观念。这也是冯友兰的观点。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记载了王阳明捉贼放贼的一则笔记,其用意就是说明心学对禅宗顿悟法的吸收,王阳明认为,人人都可成圣,他需要做的就是将自己的良知付诸实践。这个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曾国藩、蒋介石等都以此立身并训导下属,教育家陶行知将德育放在教育的首位。

而从冈田本人来说,他原本学习西方哲学,因为对西哲的空谈感到厌倦方才转向阳明学,他所代表的日本九州学派正是以践行闻名、倡导哲学走入现实的流派。

现成派强调“当下现成”,视工夫为主体之障碍而加以抛弃,并直接把吾心的自然流行当做本体与性命,这一派后来因过于任情纵性而引致明末之颓废而饱受诟病；归寂派倾向于理学初期周敦颐的“主静”和“主寂”说,是受到佛教禅宗思想影响最深的一派；修证派强调要善于体认“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的精神实质,在哲学思想上有接近宋代理学的倾向,因而不适合时代发展而式微。三派学说相互“打擂台”,促进了学派的革新和创见,但内讧也消耗了阳明学的发展动力。而从阳明学整体流脉来看,它的产生也是对程朱理学的瓦解。历史向来就是在这样的瓦解与重构之中默然前行。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