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人们把私有化理解为“对产权的界定”，这只是一个“分配”角度上的理解，更应该从个体行动的角度来认识私有化。一些民主国家高度私有化了，但是近年来经济却停滞不前，很多人以此来质疑私有化。他们没有看到的是，这些国家大规模推行福利政策，其实是把人某种程度上“国有化”了。换句话说，从“人的私有化”角度看，经济停滞的原因是福利政策导致了“人的国有化”。

朱海就在《东方早报》刊文说，正确地理解“私有化”这个概念，对把握今后改革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传统上人们普遍把私有化理解为“对产权的界定”，这只是一个“分配”角度上的的理解，更应该从个体行动的角度来认识私有化。

从“产权生成”的角度上看，个体自身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私有产权，是私有化的主体。我们可以把这种私有化称为“人的私有化”，这并不是指“使人成为他人的私有财产”，而是指“自有”“自由”，是指个体意识到他属于他本身，意识到他需要通过发现并发挥自身才能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一、个体需要意识到，只要他的手段符合自然正义，不对他人构成直接的伤害，那么他就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相反，如果个体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他很可能只是作为“集体的人”“社会的人”甚至“行尸走肉”而存在。二、政府需要放松对个体正当地追求自己幸福的管制，为个体拥有并自由实现他自己创造条件。

有人会担心，假如“人的私有化”水平提高，人可能会变得更为自私。对此我要说“恰恰相反”，在市场中，个体必须通过服务他人、通过交换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伤害他人就等于伤害他自己。同样还有人担心，“人的私有化”导致个人为所欲为。事实也恰恰相反，在市场中，个体会意识到只有遵守那些正义的规则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个体并不是为了规则而存在，规则不过是服务于“人的私有化”（也可以理解为“对自由、幸福的追求”）的手段，如果把规则视为目的本身，那就本末倒置了。

“人的私有化”是纠正不良制度的内在动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首先实行“分田包产到户”，通过少数人的自我解放（“人的私有化”），以“点”带“面”最终推动了整体的解放。实际上，不良的制度（文化）之所以为不良，正是因为其压制了个体对自我的拥有，而改变之也有赖于“人的私有化”。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就是“人的私有化”过程，比如农民不再受人民公社的束缚，不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还可以外出打工等，这些都体现了对“人本身”的解放，体制内的职工主动脱离国有体制、下海经商创业等行动，也是“人的私有化”的体现。

一些民主国家高度私有化了，但是近年来经济却停滞不前，很多人以此来质疑私有化。他们没有看到的是，这些国家大规模推行的福利政策，其实是把人某种程度上“国有化”了。换句话说，从“人的私有化”角度看，这些民主国家经济停滞的原因是其福利政策导致了“人的国有化”。高福利使个体依赖于他人而不是自己，于是其发挥自身才能的积极性也随之大为下降。从“人”的角度看，这些国家的私有化程度其实并不高，其经济发展停滞并不是私有化导致的，恰恰相反是“人的私有化”水平降低的后果。与之相比，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的私有化”（或者说人的解放）过程。

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被束缚在生产队中，城市居民被束缚在单位中，“人”实际上只是“集体的人”或“国有的人”，那时候的“人”并不真正拥有他自己。改革开放后，这一状况开始被纠正、被改善。首先开启“人的私有化”进程的是农民，联产承包让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进而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从事农业之外的行业，才是最为关键的。仅仅从土地的“两权分离”，也就是从土地制度本身而不是人的自主性提高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是不全面的。

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是“市场化”的结果，而“市场化”又是由“人的私有化”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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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并不直接创造美好

萧瀚在《阳光时务》刊文说，通过政治革命建立保障平等、自由等人权的政治制度，这是短期就可能做到的；但是要改变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完备性所导致的不公正，以及由于个人的懒惰等恶德或者每个人都可能发生的正常失误、神秘的命运所导致的不平等结果，就无法在短期内完成，这种改良是零星的、琐碎的、间歇而永无止境的，世间没有完美无缺的乌托邦。

清醒的革命者从来不会以为一个好制度建立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在1787年的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上，华盛顿认为这部宪法能维持20年就不错了，而富兰克林则更悲观地认为最后还是会以专制收场，因为任何好制度都需要人去操作。美国迄今还在使用这部宪法，而且这部宪法在美国人日常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部好宪法，还因为美国人民为这部宪法的实施作出了具体的看似琐碎却至关重要的贡献。

制度并不直接创造美好，它只是保护并鼓励人们去创造美好、保护和鼓励人们进行持续的社会改良，但是它并不会直接进行社会改良——如果用权力进行直接改造，还可能带来恶果。

无论什么情况下，人本身的自由行为几乎都是最重要的。好制度并不直接创造自由，好制度只能保护自由。自由也并不直接等于美好和幸福，在自由与一切美好之间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自由的基础性价值在于，它赋予你对美德和恶德的自由选择权。自由未必产生美好与幸福，但没有自由也就没有美好与幸福。所以社会改良要有耐心，要谨慎、节制、渐进。智慧的革命者严守自己的界限不越雷池，让真正的选择归于人民自己；愚昧的革命者则热衷于当救世主，妄图用权力实现一夕成就天堂的美事，而对于渐进改良却不下功夫，潦草对待、维护不力甚至破坏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