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蚂蚱,总忘不了小时候听大人讲的“过蝗虫”的事。早年间,大约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家乡遭了蝗灾。蚂蚱遮天蔽日地飞过来,所过之处,寸草不留。有人到地里,用麻袋直接就能装蚂蚱。可这种灾蝗只有一层皮,不能吃,庄稼都被吃光了,捉了这些蚂蚱有啥用呢?后来知道点历史,才明白,蝗灾由来已久。唐太宗为了诅咒蝗灾,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生生把逮到的蚂蚱吞进了肚里。这事被人郑重其事写进了《贞观政要》。宋人写蝗灾的诗“朝飞蔽天不见日,若以万布筛尘灰。暮行啮地赤千顷,积叠数尺交相埋。树皮竹颠尽剥枯,况又草谷之根荄”,情景比家乡的蝗灾厉害狠了。

在不闹蝗灾的年代,蚂蚱是一种人人喜爱的野味。

小时候,山上的蚂蚱特别多。一到秋天,蚂蚱肚里有籽了,上坡的人们会随手逮住遇到的蚂蚱带回家。少了,放到火里一烧,给小孩子当个零嘴。多了,用油一煎,可以成为家里人难得的菜肴。

山上的蚂蚱种类很多,大蝗虫、蚱蜢、不会飞的“小肉墩”、一翅膀飞老远的“过冬仙”,还有蝈蝈、螳螂等,也可一块逮了吃。在山上,人们随手折一把高高的草秆,扎成一个拂尘样的工具。看到蚂蚱,就用这“拂尘”拍晕、捉住。人们还会折一种叫“蚂蚱串子”的很有韧性的草,专门用来串蚂蚱。逮住的蚂蚱,用草秆串住颈部,像古时押解囚犯一样,串成一串。通常,上坡的人都带个苇笠遮阳,成串的蚂蚱再别在苇笠上,成为头顶醒目的战果标志。那时候,生产队里的活特别累,人们通常没时间去逮蚂蚱。逮蚂蚱多的人,有两种,一是牛倌,二是羊倌。牛和羊上了山,自由地吃草,只要它们不吃庄稼,牛倌羊倌可以自由活动。秋来逮蚂蚱、摘酸枣,是他们常兼顾的“副业”。傍晚,落日衔山,炊烟飘荡,羊倌牛倌们赶着牛羊从坡里回来。他们的苇笠上,无一不插着一串或几串肥胖的蚂蚱。有的人家,把秋天捉的蚂蚱晒干或腌制,到过年再拿出来待客,成为下酒的美肴。

后来,家乡的北边建起了大化工厂。尽管距离很远,但刮北风下小雨的日子,人们一早上坡,还是看到了草窠里有莫名其妙毙命的蚂蚱。再后来,人们大量使用化工厂生产的农药,蚂蚱就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些其他的昆虫,也渐渐看不到了。

就像渔民关注海里湖里的鱼,我们这些山区长大的孩子,都关注山上的蚂蚱,那是童年不能忘却的美好回忆。烧熟的蚂蚱籽散发的浓郁香气,在记忆的深处缭绕、氤氲,可时时唤醒我的味蕾和嗅觉。长大后,游走他乡,仍忘不了秋来去田野里看看,捉捉蚂蚱。去饭馆里吃饭,要有蚂蚱,那是必须点的,尽管现在养殖的蚂蚱,味道差得很远。有一次,京城里有位朋友到我居住的城市开会。晚上我请他吃饭,专门点了一盘野味炸蚂蚱。饭没吃完,我发现他的上眼皮耷拉得老长,只咋呼脸上痒痒。他对蚂蚱过敏!第二天,他没参加会议活动,在房间休息了一天。——蚂蚱好吃,却不是人人都享受得了。

这些年,家乡人外出打工做生意的越来越多,土地耕种面积很少了,山上大片的梯田已荒芜。农药使用少了,加上国家对环保的重视,化工厂的污染也减轻了。但山上的蚂蚱却没怎么见多。看来生态恢复,的确需要时间。

那一年秋天,我回家探亲。我叫上弟弟,用一上午的时间,上山抓了几十只肥胖的母蝈蝈。这珍贵的野味,当然不能一个人独吞,我和几个同事一块分享。满肚籽、炸得焦红的蚂蚱端上桌,大家互不相让,夹一只又一只,满嘴嚼得喀嚓喀嚓响,不一会就吃光了。接下来就是阿锐喊嗓子被排骨卡了,怎么抠也抠不出来。我们和他来到医院,医生喷了麻药,从他喉咙里,拽出一只完整的蚂蚱后腿!

我们几个人,笑得捂着肚子,又是咳嗽又是眼泪。

出于喜爱而不是出于诅咒,他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唐太宗吞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