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最高检、最高法提请的《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拟在18个城市试点，试点期限为两年。

　　18个试点城市中包括济南。济南也是2014年6月开始的速裁程序试点城市之一，两年试点期限已到。

　　看懂“认罪认罚从宽”

　　【试点城市】

　　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 沈阳 大连 南京 杭州 福州 厦门 济南 青岛 郑州 武汉 长沙 广州 深圳 西安

　　1 先行探索速裁程序试点

　　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两高”在上述18城市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试点期限也是两年，现已到期。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两年的试点改革经验表明，速裁程序符合我国司法实践需要和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规律，可将其纳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继续在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试点。

　　2 进一步拓展认罪认罚从宽

　　【试点案件4个前提】

　　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院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

　　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可能不构成犯罪的，不作为试点案件。

　　【进入审判程序】

　　对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可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当庭宣判，但须在判决宣告前听取刑事被告人的最后陈述

　　对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符合重大立功表现等情形的，经公安部或最高检批准，侦查机关可以撤销案件，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多项提起公诉。

　　热点问答

　　四问刑案“认罪认罚从宽”

　　重大案件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特别严重罪行是否从宽尚需认定

　　是否在案件类型上所有罪名的案件都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认为，从司法正义角度而言，只有确保无论轻罪、重罪案件中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都有适用从宽制度的可能性，才能维护法律适用的公平性。

　　“当然，对某些罪行特别严重的罪犯，可以认罪认罚但是否从宽尚需由司法机关认定。”陈卫东说。

　　如何避免“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

　　滥权纵容犯罪将严格追究刑责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29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相关说明中表示，为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正执行，防止产生“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方案对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权钱交易、放纵罪犯等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情形的，明确规定严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

　　“司法腐败、权钱交易，从来不是因为认罪认罚从宽而存在，不能说开展认罪认罚试点就会加剧这种问题，关键还是在于试点单位要定下规则。”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建议，司法机关要严格按照授权开展试点，同时要制定更加严格的监督程序，从侦查到审判阶段都要更加强调纪律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也表示，根据这项制度设计，“认罚”并不是单指经济赔偿，更不意味着只要赔偿就可以获得轻判甚至不判，而是指犯罪嫌疑人主动认罪、自愿承担刑罚。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情形，在制度上也明确了更加严格的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惩治措施。

　　被害人的意愿和权益如何保障?

　　办案机关应听取被害人意见

　　对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而言，坦白了可以从宽处置，可对于被害人一方是否能对此表示认可?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

　　顾永忠说，据了解，试点工作将明确规定办案机关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即使如此也不是从宽无边，仍然要在法定刑范围内量刑。

　　陈卫东说：“在具体的认罚过程中，被害人的利益由代表国家行使追诉权的检察官代为主张，可将被害人的受损利益获得弥补作为认定被告人认罚、积极退赃退赔的合理条件之一，且将被害人获得赔偿的程度与被告人可能获得的从宽幅度直接挂钩，调动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主动性。”

　　鉴于在一些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往往受到情绪导引，容易干扰量刑和判决，陈光中表示：“被害人的意见，不是制约性、限制性的，应作为一种参考意见，供司法机关在量刑和裁决时参考、借鉴。”

　　试点和非试点地方是否会“同案不同判”?

　　正式试点时将出台统一规范

　　一些公众担心，试点地方和非试点地方是否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据了解，在正式开展试点时，有关部门还将出台具体实施细则或实施方案，就量刑等问题出台必要的统一规范措施。

　　顾永忠认为“同案不同判”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也不必过于担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体法上的‘从宽’并非无边，而是仍然限定在刑法规定的量刑范围内，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发生离开法律规定的‘同案不同判’现象。”

　　陈卫东还提出，在非试点地区，也可以尝试其他方式减少这种所谓“同案不同判”的差距，“例如，通过贯彻坦白从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发挥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以及刑事和解等诉讼从宽机制等，避免同案判决的过分差异。”

　　最高法解读

　　坦白从宽将制度化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作草案说明时表示，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原则，推动坦白从宽制度化。

　　“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疑罪从无的原则，凡是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都不能定罪。但在司法实践中，获取确定、充分证据的难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在办理犯罪手段比较隐蔽的案件时更是如此”，周强说，为适应证据高标准的要求，防范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获取证据，需要鼓励引导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罪行。依据草案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法适用速裁、简易程序并从轻处罚，即使处罚后发现漏罪仍可以追诉，有利于更加及时、有效地惩罚犯罪。

　　周强表示，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也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需要。当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案件呈下降趋势，但轻微刑事案件的数量仍在高位徘徊，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实现认罪认罚案件快速办理，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有效办法和必然要求，有利于在确保司法公正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