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颜世安来到山东省图书馆大明湖分馆尼山书院明伦堂,以《虽无文王犹兴——士的道德责任》为题举办了一场学术讲座。这也是山东省尼山书院“孟子公开课”系列讲座之一。颜世安梳理了儒家对于“士”的描述和要求,认为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士君子”是要担负政治责任的,同时也要担负道德责任。

颜世安说,其实从孔子、孟子开始就持这样的观念。“这个政治责任,关键不是要求设计一种制度。设计制度也重要,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去要求民众,而是士君子首先自己能修身,自己先能做一个优秀的人,然后做出表率。这就是儒家的德行之学。也就是说,士君子在这方面是负有道德责任的。”

“士君子”要做表率

颜世安认为,儒家传统中的一些道德概念,说起来是普泛的要求,实际上首先是对士君子的要求,对民众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一个社会,首先要有士君子在德行上做出表率,引领社会风气,普通民众自然而然会受到士君子的影响。

哪些人才是士君子呢?士君子和民众的分野,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分类,并非是从社会阶层上划定的。从孔子、孟子的观点分析,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可以做士君子,所有人其实都应该励志,“只要能励志就是士君子,不愿意励志的就是民众,它是这样区分的。”

孟子有一句话,“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这里把人分成凡民和豪杰两种。颜世安解释说,“兴”可以理解为振作、振奋,自我励志做一个优秀的人,这就是“兴”。　豪杰是“虽无文王犹兴”,凡民则是“待文王而后兴”,“文王”代指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好环境。从这里可以看出,豪杰和凡民之间,存在着主动与被动的区别。凡民,是随着大环境改变的。豪杰也就是士君子,则是不能随波逐流的。孟子作这样一个区分,其实是一个事实判断,里边同时又包含了一个意思,即士君子要负道德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学说中并没有动辄提到教育全体民众。比如,在改变不良环境方面,它不要求所有人而只是要求少数人出来承担,这少数人自然就是士君子。孟子还有一句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又说,“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没有恒产以后,人就缺乏恒心,没有内心的道德责任,就有可能不受约束地干错事,最后就有可能犯罪。“及陷於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统治者会用刑罚去处治这些犯罪的民众,这好像是一种社会常态。显然,孟子认为这是不对的。

颜世安认为,由此,才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对“士君子”的要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性善论”强调道德责任

颜世安说,儒家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但是这些道德要求只是针对士君子群体,不对民众,更进一步说是对己不对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读儒家的书就通了。”

这些观点孔子就表述过,孟子讲得更透。孔子讲“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表面看上去,把人归类成两种,君子完全就是　“求诸己”的、“坦荡荡”的,小人完全就是　“求诸人”的、“常戚戚”的。事实上,这两种倾向可能共存于每个人的身上。孔子跟他的弟子这样说的用意,应该是鼓励他们要从普通人里边脱出来,成为君子去承担政治责任。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孔子只是论述而并非宣传这一主张,因为在儒家看来,一旦宣传实际上就暗含一个可能,即有推卸责任的意思。

孔子希望自己的弟子承担政治责任,政治责任里面起基础作用的是道德责任,是首先励志做人。所以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儒学强调“有教无类”,主张一视同仁,实际上他同时也强调社会阶层的区分,这句话就能清晰地反映出来。

还有一句更厉害的,“上智与下愚不移”。颜世安说:“孔子的这句话,我甚至于认为它是对人性特征作的一个判断。人性里边有惰性、被动性,不太容易遇事就想到自我改变。这个自我改变,自我修正,自我提升,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里边都有的,可是能不能发动起来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孟子“虽无文王犹兴”这个观点,是沿着孔子这个说法一路发展过来的,但又比孔子的说法更进一步地展开。

显而易见,君子是能做到自我反思不断提升的那类人。其中的关键在于,君子善于从经典中学习。但是,儒家不是要培养学者,目标不是培养博学的人,而是为了在学习中领悟道理,其核心就是仁义之道。有时候,这也容易造成一种误解,觉得儒家就是读书人的事情。在这方面,孟子更加全面地进行了阐述。孟子认为,做一个优秀的人,战胜自己的弱点,关键不是向外学,更重要的是回到自己的内心,“性善论”更重要的正是强调了一个人的道德责任。

孔子认为,要努力学习诗书礼乐,然后成为君子,当然只有少数人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孟子则认为,这个学最重要的是回到内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每个人内心都有良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个尽心就是一个努力。孔子那儿“学的努力”,到孟子这儿就变成了一个“尽心的努力”。

颜世安认为,“这个转换意义重大,孟子就把儒家之学,让人做君子、做士、做豪杰这样一件事情,从狭义的知识分子圈子里边拉出来。跟向外学是一种责任一样,尽其心,也是一种责任,就是士的道德责任。”

“文王”是指乡村传统士绅传统

颜世安说,从前边的论述可以发现,从孔子到孟子,有一个他们都赞成和坚持的内容,即他们都认为,能坚持“士君子”的情操和做法的,事实是只有少数人。当然,这个说法里边同时包含了另一个意思,那就是多数人不会主动做,很难主动做。他们认为,对这样一个情况不能够苛求,不能够批评。“所以,儒家的德行,其实是区分对待不同的人说的,或者是说针对君子和民众两类人说的。儒家的包括仁义礼智信等种种道德规范,他们非常希望最后能落实在一个群体里边。而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要‘待文王而后兴’。”

延伸开来,这个“文王”是指什么呢?颜世安说:“其实就是一个地方乡村传统、士绅传统。”这个地方乡村传统、士绅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以后,就会形成一种风气。普通人在这个风气和传统里边,也会慢慢受到感染,会努力去做“士君子”这样的人,去做一个具备“士”的道德责任的人。

颜世安说,儒家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很有层次的。治国之前,先要有能够治理局部的能力才可以,所以儒家强调从局部做起、从地方做起,“士君子”要负起责任来。“这是我理解的儒家道德传统,士的道德责任。士的道德责任说起来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它里边包含一个东西,不要民众负责任,我觉得这是个关键点。什么叫不要民众负责任?叫作不苛求。其实不苛求民众,还包括不苛求别人,只苛求自己。”

正因此,儒家的士大夫的责任,最后变成两个传统。“一个是士大夫的传统,一个是士绅传统,形成一个士大夫文化、一个士绅文化。士大夫文化指宫廷文化、官员文化,士绅文化是民间的。士绅就是地方的绅士。只是地主,家里有很多地,世世代代富裕,还不能叫士绅,得有家传的学问、规矩、道理才行。”

颜世安认为,士大夫文化、士绅文化这两种传统,在现代都断了,要不要重建?现代社会的发展,各种条件都变化了,当然不能完全照搬过去,重要的是把文化底蕴、文化精神传承下来。“所有的人至少大多数人都自学修身,都励志,这是理想的社会状态,当然,这也需要当今社会的‘士君子’要负起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