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主要是梁漱溟先生回忆对其人生有重要影响和他所交往或接触的重要人物,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侧面。正如中国当代著名学者雷颐先生所言:“梁漱溟先生经历丰富,他对人与事的回忆,自然见识非凡,值得认真拜读。”　

□　丽铮　整理　

梁漱溟(1893—1988)是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人们在服膺他的思想的同时,尤为钦佩他的人格。梁先生的著作多关涉人生和社会问题,读者从中不仅可以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主张,同时可以品味出他的崇高品格是如何造就的。本文是书中思亲部分的两章节。

先父所给予我的帮助

我从小学起一直到现在,回想一下,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做事行为,都像不是承受于人的,都是自己在那里瞎撞。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我想到对我帮助最大的最有好处的,恐怕还是先父。

先父给我的帮助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我在《思亲记》上曾说到这意思。我很奇怪,在几十年前那样礼教空气中,为父亲的对儿子能毫不干涉。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看见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的信任或放任。恐怕我对于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做不到。先父对我的不干涉,最显著的有三点:

(一)我在中学将要毕业的时候,一面考毕业试验,一面革起命来。本来在未毕业时,已与革命党人相通,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到第二年民国成立,照普通说,这时应当去升学,不应当去干没有名堂的把戏。——我们那时的革命,虽也弄什么手枪炸弹,但等于小孩子的玩意,很不应如此。而我不想去升学,先父完全不督促,不勉强我。先父的人生思想是向上的,有他的要求主张,可是他能容纳我的意思而不干涉。何以能如此?我现在还完全想不到。

(二)后来我由政治革命,由社会主义转到佛家,自己终天东买一本佛书,西买一本佛书,暗中自去摸索,——这也是主动的瞎撞,一直瞎撞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先父有他的思想,他自以为是儒家的,可是照我的分析,先父的思想与墨家相近,可说表面是儒家而里面是墨家的精神,对于佛学很不喜欢。我既转向佛家,我就要出家,茹素,不娶妻,先父只将他的意思使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我。这就成就我太大。那时我虽明白先父不愿的意思,但我始终固执,世界上恐怕找不出像我这样固执的人来。

(三)就是不娶妻。这事在他人非干涉不可。我是两弟兄,我哥结婚十年,没有儿子,照普通说,老人都很盼望有孙,尤其先父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七年间,始终抱殉道之念——不愿苟活之意,自己存心要死,又当晚年没看见孙,有后无后将不知道；在普通人情,一定要责备我。可是先父半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就是我母亲在临终之前,告诉我不要固执己见,应该要娶亲；而先父背后告诉我说: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民国七年先父在要殉节的时候,仍无半句话责成我要结婚,他是完全不干涉。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点: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先父的意思,恐怕就是这样。

纪念先妻黄靖贤

先妻黄氏靖贤1935年8月20日病故于邹平,我曾有悼亡之文,今不存。但记得我于靖贤之为人尝以“刚爽”二字表出之,盖纪实也。据闻其年少之时,身体健壮,气概一如男儿,绝无女儿羞怯态,有“小山东”之称。(注:距今70年前,北京市民都饮用井水,率由山东壮汉担送来家)。又尝闻靖贤自言,平素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其姿势直至次晨睡起一无改动,从未有辗转反侧之事。是殆其胸襟坦荡,无系着,无扰动之证乎。又言对于男女婚姻问题虽自己年齿加长,从未萦心在念,唯临到28岁那一年忽而映现脑际,而即于是年与我结婚云。

我们结婚之年,靖贤28岁,我29岁,伍庸伯先生实为媒介。1921年(民国十年)夏,我应山东教育厅之邀为暑期讲演于济南,讲题即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毕回京写定讲稿准备付印,正在闭户孜孜而伍先生忽枉顾我家,愿以其妻妹介绍于我,征询我的要求条件如何。我答:我殆无条件之可言,一则不从相貌如何上计较；二则不从年龄大小上计较,三则不从学历如何上计较,虽不识字者亦且无妨；四则更不需核对年庚八字(注:旧俗议婚两方互换庚帖,庚帖上载有生辰八字)。当然,亦非尽人可妻。我心目中悬想得一宽厚和平之人；但其人或宽和矣,而无超俗之意趣,抑何足取?必意趣超俗者乃与我合得来。意趣超俗矣,而魄力不足以副之,势将与流俗杆格而自苦；故而要有魄力才行。我设想以求者如是如是。伍先生笑曰,你原说无条件,你这样的条件又太高了。然而我要为你介绍之人却约略有些相近。其时我一心在完成手中著作,未暇谈婚事,且询知伍先生娶于旗籍人家,虽属汉军旗而袭染满洲人习俗,我夙所不喜,当下辞谢其介绍之好意。

其后既卒于订婚而成婚,成婚之夜我为靖贤谈及上面说的宽厚、超俗、魄力三点。她不晓得魄力一词,问此二字怎样写,正为其读书不多,超俗云、魄力云,非所习闻也。

于此,宜一谈伍先生的婚姻。满汉通婚,清初有禁。入民国后,满人或冠汉姓,满汉分别渐渐泯忘。然一个广东人的伍先生而缔姻北京旗籍人家则亦有其缘由。先是靖贤及其胞姊敬如女士——即后来的伍夫人——同学于某一蚕桑学校,而伍先生陆军大学同学张国元之妻适亦就学其间。张妻来自粤省西南隅(似是合浦县)之偏僻农村,其人既拙笨复憨态可掬,同学每欺侮戏弄之以取笑。靖贤姊妹见其受窘,恒卫护之,以是相亲昵。课余既有往来,经国元之父张翁为媒而伍先生与敬如的婚姻得成就焉。

靖贤少于其姊两岁,而婚姻成就差迟七年。论面貌、体态、神情姊氏转而显得年少,其各自禀赋不同而随之以时运不同乎。靖以1921年归于我,1935年去世,相处14年间,深知其生性淡泊寡求。七情六欲固人所同具,而靖之表现恒于质直中见消极。例如亲友见面或分手之时,都有许多虚情客套话,而靖独以木讷出之,巧言令色所不屑为也。然其赋性消极则年寿不永之征。

昔人有云“中年丧偶大不幸”,我于靖贤之逝乃始有味乎其言。假使人当30岁前后遭遇乎此,虽然悲伤乃至痛悼,却易于渐渐浑忘。若在暮年老朽时,则此属意中之事或亦无甚凄惨。唯独在中年有难于忘怀者。

我之不忘靖贤者,靖贤为我留下两个好儿子,两儿失母之年,培宽11岁,培恕8岁。我既以致力社会运动,奔走四方,不遑宁处,两儿唯赖靖贤抚育成长。两儿虽无过人之资,却亦各有才品,40年来在社会培植下各有专业,为国服务。最难得的其兄弟友爱之情自童稚至于今而弥笃。各自成家后,妯娌以至诸孙雍睦无间,使我耄耋得此,独非靖贤之赐乎。

然而莫设想我们家庭生活总是和乐融融的。靖贤之为人既秉消极气氛,而较之通常人则有些乖僻,又往往态度生硬。所幸我常常不在家,别时多于聚时,避免了冲突不和。我今回顾往事,记得靖贤曾一次郑重其事地指摘我如下三点。第一,说我好反复,我每每初时点头同意之事,又翻悔不同意。这确有之。因为她遇事明决,不多思考审量,而当她征问我的意见时,我每先附和之,旋加考虑不免又更改。此盖两人头脑不同,性格不同也。第二,说我气量窄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第三点记不明确,大约是说我心狠,对人的同情心不足……这些批评出自至亲至近之人,大值得反躬自省。纪念先妻之文即截止于此。

《谁从我的世界路过?》

梁漱溟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