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三位中国劳工代表在北京与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签署了协议。 中新社发

　　6月1日，3名在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幸存劳工代表在北京与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签署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谢罪并达成和解。而等这一天，中国劳工们已经等了26年。“我为咱山东籍的劳工奔走了20多年，一心要讨个说法，现在终于达成心愿了。”得知这一消息后，59岁的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韩建平激动万分。

　　三菱公司认罪赔款，将设纪念碑铭记历史

　　6月1日上午，96岁的阚顺、89岁张义德和87岁的闫玉成代表所有接受三菱综合材料公司谢罪并同意与其达成和解协议的被掳劳工或遗属，与该公司代表木村光签署了协议，接受三菱材料的谢罪并达成和解。据了解，此次和解对象涉及3765人，创下日本企业战后赔偿之最。

　　在双方的《和解协议书》中，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公司明确承认中国劳工人权被侵害的历史事实，向受害劳工及遗属表示“真诚的谢罪”。除了向每位受害劳工或遗属支付10万元人民币外，三菱公司承诺出资为受害者修建纪念碑，让日本后人铭记被强制掳日中国劳工的历史。

　　听说日企道歉了，平阴94岁的劳工哭了

　　6月1日晚，记者拨通了平阴县城西南角汝永建老人小儿媳乔女士的电话。“我公公脑子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我看新闻上说日本企业向中国劳工道歉了，就告诉他了，没想到他呜呜地哭。”

　　1944年，22岁的汝永健被日本宪兵抓捕，在日本花冈作业场成为一名劳工。老人经历了人生最为黑暗的阶段，直到现在提起“回家”二字，他仍难掩伤心之情。

　　“我公公平时想起来就叨叨从前的事，挨饿、挨打、给工友烧纸……他说一次就哭一次，我们做子女的心里也跟着难过。”她说，老人曾说过，这辈子就想听到日本企业亲口说“对不起”。

　　“现在好了，中国劳工和日企和解，对方愿意道歉和赔偿，不用再打官司，我公公有生之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奔波20多年，终于能给山东劳工一个交代

　　现年59岁的韩建平是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最初，他为了给去世的劳工父亲讨公道而四处奔走。后来，接触的劳工多了，他便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情感，自费20余万寻找在日受害山东籍劳工。“1943年4月到1945年5月之间，被掳往日本的劳工有34282人，祖籍山东的就有9177人。帮助幸存受害劳工在有生之年达成对日索赔，是我的责任。”

　　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为了一句道歉，我奔波了21年。虽然我父亲去世了，但这样的结果对中国劳工而言，也算是一种安慰，我终于能给咱山东劳工一个交代了。”

　　谈到10万元赔偿，他笑了。“20多年了，没这10万块钱，我们不也过得挺好?作为受害劳工的家属，我更在乎的是那句迟来的道歉。”

　　赔偿金从百万到十万“重要的是真诚谢罪”

　　此前据媒体报道，2014年，37名原中国劳工及遗属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按每位中国劳工赔偿10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但并未得到日企回应。“看着一位又一位劳工在等待中遗憾离世，我心里不是滋味。”二战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称，幸存劳工年事已高，他们都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解决此事。

　　“最终同意10万元的赔偿，也是希望早日给被掳劳工或遗属一个交代。”刘焕新，日本律师团近日会赶到高密，就协议执行细节做出详细说明。

　　劳工阚顺也表示，“金额赔多赔少无所谓，只要他们(日本方面)真诚谢罪，态度诚恳的话，我都能接受。”

　　“我觉得这是中国劳工的一个胜利。虽然一部分劳工在谢罪文表述和赔偿金额方面有一些不同意见和看法，但我觉得劳工们晚年能在经济上得到补偿，在道义上得到谢罪，是一个好结果。”长期奔走在中日间的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说。

　　历史背景

　　中国劳工26年漫长索赔路

　　1990年，大学教师童增发表了“中国要求日本民间受害赔偿”万言书，掀起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浪潮。当时包括三菱受害劳工在内的中国二战受害者纷纷写信给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谢罪赔偿，不过，此后几年中，日本政府一直没有理睬。

　　1994年8月，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与童增在北京签署了委托协议，1995年开始，日本众多律师以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作为被告，为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提起了多起诉讼，其中起诉三菱材料共有5个案子，即札幌、东京、福冈、宫崎、长崎等地方法院诉讼。

　　去年曾有媒体公布了三菱材料公司对中国劳工的“谢罪文”，引发各界高度关注。但也有媒体当时联系三菱材料公司时，该公司否认发表对中国劳工的“谢罪文”，只是承认与中国相关机构团体正在交涉协商。

　　对于6月1日此次达成的和解，三菱材料公司方面表示：2013年12月，支援原中国劳工及其遗属的多个团体提出和解谈判的要求，反复协商至今。经过双方真诚协商的结果，在这个时机达成了协议。 (据澎湃新闻)